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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由义 1950-02-27 00:00

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心得和感想

第3版()
专栏:

  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心得和感想
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 李由义
自从京郊土改工作展开以来,我和很多人一样,盼望着有个机会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
这一回,理想总算得到了实现,我跟北大法律系一百多位同学一起,参加了京郊第二批土改村的工作。
正月五日下乡,二月六日回来,时间不算长,恰恰一个月。可是在这一个月中,我见到了许多生平所未见、闻到了许多生平所未闻的事情,增长了不少实际知识,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自我上学以来,这恐怕是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一课的内容写成文字,让大家看了如同身历其境,我只能说一说上了这一课后的一些心得和感想,让大家知道:参加土改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最明显的,恐怕是对于几个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首先,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劳动观点》,知道了《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的活动创造了历史》。然而曾经有人问我:“农民重要还是知识分子重要?”我的回答是:“很难说,各有各的重要。”曾经有人问我:“你每月拿四百斤小米,算不算多?”我的回答是:“不算多,这是起码薪水。”
到了乡下,刚碰上交公粮。
“你们交公粮心疼不?”我找了一个老乡问。
“我们不交公粮你们吃啥?”他笑了笑说。
“你们种一亩地每年可打多少粮?”我又问。
“往年收成好,每亩可打一石多,今年地涝啦,每亩才收四、五斗。”他回答。
我默默计算:今年四个农民,种一百亩地,辛苦一年,全部收成才够养活一个助教(然而京郊农民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想起以前的回答,我有点汗颜了。
在家里,高兴的时候扫一回地或打一壶水,得意洋洋地问太太:“我的劳动观点怎么样?”太太说:“顶好,算得上劳动英雄。”
在乡下,开大会划阶级。
一个农民指着地主的鼻子问:“你说自己不是地主,你劳动了没有?”
地主肯定地回答:“当然劳动。”
“你劳动些什么?”农民瞪着大眼。
“我挑水、拾粪、放羊,那样都干。”地主似乎理直气壮。
“耪三遍、拔麦子你干不?”农民冷笑着问。
“这个有长工干。”地主有点狼狈。
“呸!那你还算得上什么劳动!”农民胜利地微笑。
我想起在家里的“劳动”又不禁汗颜。
其次,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群众观点》,承认每个人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可是下乡时,抱着什么思想呢——我是毛主席派来的钦差大臣,我是为农民打抱不平来的英雄好汉。
因为感到使命重大,所以工作情绪并不算低,整天舌敝唇焦地向农民宣传政策,晚上躺在炕上还要动半天脑筋,希望想出个好办法早点把农民解放。可是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过去了,从何着手?还是丈二金刚摸不到头。有的同志开始闹情绪了,我这个“钦差大臣”、“英雄好汉”也有点苦恼。
跑到农会去瞧瞧,村干部早已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调查得一清二楚,准备跟地主“开火”了。见了我们焦急地问:“同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划阶级呀?”这时候,才真正感到做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将一事无成。
下乡不久,我们就找地主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老老实实向农民低头,可是事实证明:地主把我们的话当成耳边风——隐瞒的依然隐瞒,捣鬼的依然捣鬼。只有在群众的怒吼声下,地主老差才肯向农民低头。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农会干部黄永和揭发了甲长张洪祥一连串的罪行。张的妹妹好几次站起来想为乃兄辩护,我们一再制止,毫无效果。最后是群众一阵“今天只许你规规矩矩,没有你说话权利!”的呼声把她压下去。
这时候,才真正感到解放群众的,确是群众自己,人民的敌人只有人民起来才能打得倒。
正式划阶级的前一天,张洪祥怕群众斗他,给农会干部马贵东送了一袋白薯,希望马贵东帮他一点忙;可是这位年青的干部回答道:“你送我十条棒子(十担玉米)都没用,莫要说这一点白薯。”说罢,把白薯统通送到农会去,将这件事报告了工作组。
这时候,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而觉得以前“农民自私”、“农民贪小便宜”的想法只是剥削阶级的偏见。
听说我是学法律的,一个老乡诚心诚意地向我请教:“我有一个妹子嫁给板桥宋文生,婆婆太凶狠了,逼得我妹子跑回家来三四个月不敢回去,你说这事怎办?”
“假如男方同意就离婚吧!”我想了半天这么回答,但又觉得不妥当,再补充一句:“待我研究研究再给你肯定答复。”
几天以后,宋文生和几个老乡来找我们。
“听说你媳妇要跟你离婚啦!你觉得怎么样?”同志们乘机询问。
“我们俩感情并不坏,我没意见,这件事要看我妈的意思怎样。”他回答。
这可使我为难了,想遍婚姻法令找不到一条用得上的条文。
“照我的意见不如开个座谈会,让婆媳双方都检讨检讨,大伙儿也给他们提提意见,怎样把家庭生活搞得一团和气。”没有学过法律的郭继同志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郭同志的主意好,咱们就照着办吧!”他们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时候,我遇到了革命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感到旧世界的知识之无能为力而觉得自己有从头学起的必要。
我们在农民家里派饭,一进门他们就热烈招待,满屋子是“请上炕!请上炕!”的声音。吃完饭,给他们开饭票,他们总是坚决不收,说:“你们为着我们农民翻身受累,我们没有好饭让你们吃,已经很过意不去,那能收饭票?”一定要我们说:“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的纪律,我们不能违背。”他们才肯接受。
农民白天很忙,为了避免耽误生产,开会总在晚上。黑夜里,乡下的路实在不好走,特别像我这样近视的人,晚上眼镜似乎失去效用,完全变成了瞎子。每次散会总是老乡送我回去,一只手扶着我走,怕我摔交,一只手握着木棍,怕我挨揍。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了劳动人民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才能巩固与发展。
虽然,我更深切地体验到: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农民群众的创造能力、农民群众的高贵品质、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启发、教育、领导之下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
最后,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阶级观点”,理论上也承认“人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与别的阶级进行斗争。”“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可是实际上,阶级观点还是很模糊的。
到乡下不久,有几位同学为了对付地主、富农的态度问题,与老干部发生小小的争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富农欠长工几石工资,抵赖不给,长工向工作组诉苦,一位老干部勃然大怒,把富农找了来,声色俱厉地训斥一顿,要他马上将工钱还清。几位同学在旁看了,有点不习惯,向老干部提意见:“为什么不先好好跟他说理,一开头就发脾气呢?”老干部则认为:对地主富农根本不必考究什么态度和蔼不和蔼的问题,只要重重压他们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我听到这件事,有点踌躇,到底谁对呢?老是想不通。
后来,看到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过分》的问题”一段,才恍然大悟。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农民群众,形成这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农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作者注)都有革命的意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允许捆人、打人、杀人,然而至少可以说,对敌人是用不着客气的。特别是我们工作组,一举一动都给农民很大暗示,如果“一视同仁”,就无异给敌人打了气。
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听到农民的诉苦,每天都听到地主恶霸的罪行,每天和不同阶级的人接触,观其言、察其行,深深地体会了:在农村中,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的关系不同,的确分成了很多阶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欲望、要求、处世方针,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们只有一边倒,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我的阶级观点才真正建立起来。
这是参加土改工作心得和感想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方法、学习方法也有巨大的改进。
下乡后一天,副组长王勋同志给我一项任务——宣传土改政策。心里想:我在学校里口才总算不错,“政策与法令”也研究了半年多。这项任务总可以胜任愉快吧。
吃过早饭,参考了好几种文件,写成一个演讲稿。召集农会干部,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末了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懂了!”王勋同志抓住一个小组长问:“刚才李同志讲了些什么?你说说看。”他瞪着眼想了半天,说:“我的脑子不行,全给忘啦!”问另一个,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可是王勋同志给他们讲话,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还没讲完,有些老太太就涕泪交流诉起苦来,会场情绪,高涨百倍。
相形之下,我真有点灰心。回来后我问老王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生硬地把一些教条往他们脑子里塞,他们听都听不进去,那能记得你说什么?!”
这时候,我才感到做事情必须看对象、看情况,闭着眼睛捉麻雀是一辈子也不会见效果的。记取了这个教训,嗣后每次讲话总先研究群众思想情况,不到半个月,老乡们都喜欢听我的讲话了。到了一处老乡们就要求:“李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我对老干部什么事都佩服,独有一件事不佩服——总觉得老干部做事情没条理、没计划,定了计划又不照着做。有一次我特地给马文云组长提意见,他不慌不忙,说:“如果说一般计划,那区委会早已定好,用不着我们再定,如果说具体计划,那就要根据工作发展的情况随时修正,决不能刻舟求剑一成不变,因为土改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随时要估计敌我形势的变化而重新配备力量。你恐怕太注重工作的计划性而忽略了灵活性。”我仿佛听了一课“辩证法唯物论”,而感到自己的脑子十分机械、呆板。
刚参加土改时,我总认为土改是阕独奏,它歌唱出农村土地所有关系、使用关系的变更。可是搞了一阵子,就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内,要宣传政策、提高农民阶级觉悟,要整顿农民队伍、巩固农村政权,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准备随时建党建团,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打倒封建势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同时,这些工作又互相关联、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不可能彼此孤立,也不能机械地划分阶段。这时候,才感到土改不是一阕独奏,而是一支交响乐,这里当然有一种主要乐器,然而没有其他乐器的配合是不成的。
在土改工作中,我们真真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而使以前所学的东西在脑子里生了根。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学校里学习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时,怎么记也记不住,即使记住了碰到具体户也划不来,经过这一个月的反复运用,不但觉得这两个文件好记而且觉得内容无比生动,不再是以前枯燥的条文了。
末了,对我学法学的人说来,参加土改无异上了启蒙的一课,至今我才体验到新法学具体内容的一部分。因为正如何思敬同志所说:“至今的书本是向来不谈农村土地所有权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大变革的。”
总而言之,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好办法,是知识分子为农民服务的好机会,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具体的表现。
我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一鳞半爪的心得和感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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