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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12-29 00:00

文化大革命的光辉照辉县

第4版()
专栏:

文化大革命的光辉照辉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辉县新的领导班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了。这个县在太行山麓,山丘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七十。新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是全县五十五万人民的期望: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改变辉县的面貌。县委第一书记郑永和回顾了群众对原县委的批评:“辉县在林县的旁边,林县变了,辉县为啥山河依旧?”这个问题,多么值得深思啊!
郑永和在太行山上生,在太行山上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了辉县的领导工作。算时间,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由青年变得两鬓斑白。可是,党叫咱改变辉县面貌,辉县山河依旧。怨谁?不怨天,不怨地,罪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天,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党继续把辉县的重担交给咱,应该怎样去完成全县人民的重托呢?他激动地说:“辉县面貌变不变,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俺到大寨参观,人家手上老茧有多厚呀!比比俺的,羞得俺手没处搁。”
郑永和的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群众,重新认识辉县山河,这是大家一致的呼声。郑永和带领辉县干部走出机关大门,对全县的现状作了四次大调查。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辉县一些地方资本主义泛滥,集体经济受到严重损害。看到这种状况,阶级敌人高兴,贫下中农憋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贫下中农心中的怒火象火山爆发,迅猛地冲击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老郑他们来到山区,群众象当年迎八路军一样,把他们拉上热炕头:“老郑哪,别烦这太行山,山上是宝库,山下是粮仓,路线对了头,要啥啥都有呀!”多么火热的心,多么滚烫的语言。想起文化大革命前,自己被刘少奇刮起的妖风吹迷了方向,老郑觉得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眼泪禁不住唰唰地往下掉。
最使郑永和激动的,是南寨公社营寺沟大队党支部书记靳守信讲的一个故事:营寺沟是条穷山沟,四百四十亩地分成大小五千多块,常年是种一簸箕收一笸箩。有人说:营寺沟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多大发头。这种人主张放社员上山,搞副业单干。而广大贫下中农却强烈要求修地造田,壮大集体经济。有个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元家清,每年都给集体造几分地。文化大革命前的靳守信,没能理解老人这颗心,也没支持贫下中农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上大寨参观回来,见元家清吭唷吭唷地掀石头造地,泪水霎时蒙住了眼睛:这不是咱营寺沟的活愚公吗!晚上,老靳把元家清请到支部会上,让他说说修地图啥。老人一把撕开衣襟,酱色的脊梁上有着道道伤痕。那是在旧社会,因为造了片地,被地主一顿皮鞭打的。元老汉激动地说:“俺不图啥,就图个社会主义。如今山是咱的,地是咱的,俺只嫌少长两只手哩!”从此,靳守信带领贫下中农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纠正了副业单干,坚定地走大寨的道路。靳守信的话引起郑永和的强烈共鸣:文化大革命前,咱不也是看不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吗?!营寺沟的路走对了,新县委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端正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让辉县出现更多的营寺沟。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辉县的领导班子是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县委副书记张明信,刚进领导班子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他一见老郑就说:“老郑,给我任务吧!”
“往后咱一块拉车。”老郑说着,看张明信有点迷惑不解,他又补充道:“为革命掌权,可不是为了当官坐车,而要给人民拉车。”
张明信两眼发亮,激动地说:“请老同志驾辕,我学拉长套,我们一起为贫下中农当一辈子老黄牛。”
改造山河的战斗打响了,水库工地接连给县委打电话:石匠缺乏,请增加石匠。接到这个电话,郑永和召集了一批县委委员和公社干部,对他们说:“生在太行山,不敢斗石头,不是愚公是智叟。从今天起,大家到群众中去,拿起铁锤钢钎,学会石匠活。”
工地上,石匠们没盼来同行,却盼来二十几个领导干部。郑永和劈头便说:“师傅们,你们不是缺石匠吗?现成的没有,收下我们这批徒弟吧!你们出题目,咱这二十几号人都来考石匠。”二十多天后,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吸引了工地上的所有民工。这批徒弟出师了。郑永和考了个第三。
从这个时候起,辉县从县委成员到县直机关实行了“三三制”,干部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参加劳动,蹲点调查。几年来,县委常委平均每人每年劳动九十六天,郑永和每年劳动一百一十天。群众斗争的风雨锤炼了一支崭新的干部队伍。他们扎根在群众中间,群众信得过他们。他们既是阶级斗争的带头人,又能当三匠:石匠,木匠,铁匠。你要了解这支队伍吗?请看拍石头公社党委书记孙钊。
一九六九年,辉县新建了拍石头公社。孙钊在柿子树下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会上念了几句顺口溜:“拍石头,拍石头,全是秃岭干河沟。出门路难走,吃水贵如油。住在拍石头,没有啥熬头。”孙钊指着大队刚腾出来的三间破房、七间牛棚说:“山区穷,责任在领导。过去,俺中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光蹲机关不上山。从今后,咱就在干河沟里干革命,秃岭上面洒汗水。有了这三间破房、七间牛棚,公社就算扎下了摊摊。先治坡,后治窝,粮食产量不上《纲要》,公社不盖新房。”
大雪封门的冬天,郑永和听说拍石头公社修了路,带领县里的干部,拉着平板车给他们送煤。车到拍石头断了路,孙钊领着公社干部担煤进深山。当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把煤送到四十里外的张四沟时,老贫农流着眼泪说:“老孙,你们送来的不光是煤,还有公社干部改造山河的决心。”
从那以后,七个年头过去了,拍石头公社粮食产量超了《纲要》,过了“长江”,公社办公室还没有盖新房,孙钊仍然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为改变山河没日没晚地战斗着。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晚,水利工地上灯光灿烂。孙钊觉得身上不舒服,同志们劝他回去休息,他仍然坚持工作。就在这沸腾的水利工地上,孙钊同志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听到孙钊逝世的消息,贫下中农纷纷赶来,他们摸摸孙钊的双手,满手老茧,看看孙钊的两肩,两块硬肉疙瘩。硬汉子也唰地流下悲痛的眼泪。他的确是辉县干部的一个代表呀!文化大革命使他焕发了革命青春,洗涤了思想上的灰尘,成为贫下中农出色的带头人。
文化大革命锻炼了干部,也锻炼了群众。一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成长起来,一心扑到社会主义事业上。
听说县里要修水库,老贫农白永田对老伴说:“俺要上工地,俺要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楼村是个小山村,男劳力大部分去修建县里的重点工程,党支部想修个水库,劳力缺,石匠更缺。一次会上,“咚”地站出个姑娘郝小荣,火辣辣地说:“没石匠有俺们哩,大寨有铁姑娘队,咱就不能出个开山放炮的石姑娘队?!”消息传开,石姑娘队象烂漫的山花,开遍群山。那“红色娘子军桥”、“石姑娘水库”、“石姑娘洞”……记录着她们战斗的足迹。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文化大革命前,辉县大部分山区“吃水贵如油”;这几年,全县修建了中小水库三十三座,蓄水池八百五十多个,打机井五千多眼,挖山泉二百多处,截住地下潜流数十道。一九六九年,他们在丛山峻岭中修了条雁高干渠。今年又在修建群库干渠,明渠、暗渠,缠在山腰上的渠,悬在空中的渠,把大大小小的水库、水池连接起来,犹如“长藤结银瓜”,太行山出现了流水淙淙的水乡。
名胜古迹百泉,在旧社会,只供反动统治阶级游玩。今天,辉县人民修建了五级提水站,数道石砌大渡槽,引百泉水浇灌荒芜的东大荒。昔日的荒丘,如今土肥田方,改名为“东大方”。
文化大革命前的郊东沟是条季节河,雨季山洪暴发,旱季一片乱石滩。如今,深山凹里修建了水库,锁住冲向郊东沟的洪水。沿沟筑起三百多道石坝,厚厚的土层填平了河沟。四十多里的郊东沟,象三百多级绿色的阶梯,麦苗茁壮稻花香。
文化大革命前的洪州城,名之曰“城”,其实连间茅屋都没有。方圆四五十里,占地十几万亩,树木不长,五谷不生,全部是乱石滩。一九七二年,辉县人民到洪州城安营扎寨,造地盖房。一年,两年,洪州城出现了几万亩平平整整的良田。
文化大革命以前,辉县只有八十七公里的“晴天公路”,晴天行车下雨停。广大山区连手推车都推不进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辉县人民逢山打洞,遇沟架桥,修了五百六十八公里的公路,基本上实现了个个大队通汽车。一九七○年,辉县人民建成年产五千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年产十五万吨的小煤窑,七十三里的小铁路。从那以后,又陆续建设了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轴承厂、机械厂、动力修配厂、发电厂……工业年产值达六千七百多万元。
如今辉县的山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画卷,太行山正在高唱着文化大革命的赞歌。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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