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第3版()
专栏：

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清华大学教授　夏震寰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猖狂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关怀”知识分子的样子，为知识分子“请命”。这套把戏对我们老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让我们享受各种特权，养尊处优，真可谓“爱护备至”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严重地毒害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就以我自己来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初期，巨大的革命浪潮曾激发了我的进步要求。但是，由于当时教育战线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我的这种进步要求并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反而在一系列所谓“爱护”的毒害之下后退了。当时，什么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兵等“桂冠”接踵而来，使我飘飘然了。接着又派我去苏联“进修”。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非但得不到改造，反而发展了。
我从苏联回来后，更加受到重用。我就大搞“三脱离”的科学研究，更加积极地推行修正主义的研究生制度。在全国性的教材编审委员会，我被任命为水力学教材编审组的组长。我用资产阶级的一套制定教学大纲，按照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划框框，定条条，害人不浅。那时，我的积极性确实是调动起来了。但这是什么样的积极性？是哪一家的积极性？很清楚，这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在这一套“爱护”的毒害下，我严重地脱离群众，所享有的特权加深了我和劳动人民之间的鸿沟。十七年中，我没有接触过社会实际，没有接触过工农，一直关在清华园的小天地里。一九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后，组织师生下厂下乡，接触实际，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去三门峡的初期，走路走得口干了，不敢喝农民的茶水，吃饭，不敢用农民的饭碗。到了农村，感到什么都是陌生的。这些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都是旧学校“爱护”造成的严重恶果，懂得了那时的所谓“关怀爱护”实际上是毒害。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几年来，我们在黄河三门峡水利工地办学，搞科学研究，亲身参加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治黄斗争，深受教育。我们走到那里，工农群众都热忱地说：“你们能下到工地，连老教授也到山沟里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他们主动地找我们介绍情况，提供资料，对我们十分关心，这种情景是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我深深体会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贫下中农对治理黄河的迫切要求，他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间，经常展现在我的眼前。因此，我总感到时间不够，总想为治黄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我能参加治理黄河的工作，就是莫大的愉快和幸福。回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里，正象我的名字“震寰”的含意那样，我一直在走“名震寰球”的资产阶级道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我批判了这条道路，才走出清华园参加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才走上了同工农结合的康庄大道，才认真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
在我和工农结合的过程中，不仅思想上得到改造，我的业务也得到了提高。我本来是学泥沙的，而且过去在国外也都是学泥沙。黄河有不少奇特的水流现象，如“淦”、“涟子水”等，在外国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的。但是，黄河的测量工人给我们解释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又如在引洪淤灌方面，群众创造性地用不同比例的井水来冲淡含沙很多的洪水，取得了良好的淤灌效果。这些对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很有意义，对我们解决治黄工作的有关问题，起了较大的作用。这些事实使我深深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只有老老实实地向工农群众学习，才能使书本知识变成完全的知识，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几年来，经过广大工农兵的再教育，自己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水利系的变化和我自己身上的变化，都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从我去三门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现在，只有短短的六年，却使我这个近六十岁的人改变了面貌，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并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我比现在年青得多，照理应该更容易改造一些。但是，我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以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着清华园，也使我大踏步地前进了。两种不同的路线在我身上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是多么明显！
我自己的经历，完全驳斥了那种现在老教师都改了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无耻谎言。搞右倾翻案的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妄图把知识分子拖回到十七年的老路上去，这是我们万万不能答应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回击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