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义钦 |
1976-06-28 00:00 |
昏惨惨的图景——从苏修文艺作品看今日苏联农村的衰败
第6版()
专栏：
昏惨惨的图景
——从苏修文艺作品看今日苏联农村的衰败
翁义钦
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后，苏修文坛上出现了大量“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透露出今日苏联农村的一些状况。有的作者还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提醒统治集团注意苏联农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建议作一些细枝末节的改良；而人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苏联农业政策的彻底破产和农村急剧衰败的现实。
苏修话剧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写道：现在人们从农村已经拿不到需要的“所有的一切”了。是呀，今日苏联的农业状况已是多么糟啊！长篇小说《人世间》所写的农村，经济“破产”，昔日号称“粮仓”的金色库班完不成缴纳粮食的计划，大地“荒凉”，“色调也是忧郁的”了。农村的这种景象，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有反映。长篇小说《现代人》描绘了这样一幅“丑恶的图景”：一些农庄已濒临“山穷水尽”的境地，春天早已来到，但春播还迟迟没有开始；土地上“寸草不长”、“一片光秃秃”的；粮食连年歉收。短篇小说《一年四季》描写的农庄，据说是州里连年获得“锦旗”的单位，可是那里的土地照样“贫瘠衰弱”，“田地很快就不再是田地”，而将变成“一片沙漠，一片荒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饲料奇缺，致使“牲畜在挨饿”，“牲畜在苦痛地挣扎！”一篇题为《困难的收割》的文章也说，“牲口能吃的一切”，诸如“桦树枝条”、“芦苇”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利用了”。于是作者气急败坏地叫嚷：“饲料，饲料，还是饲料，这就是我们日夜操心的东西。”无怪乎《现代人》写到一个农庄时发出了这样的哀叹：这里“到处是一片腐败景象”！其实，岂止一个农庄、一个区，或者几个农庄、几个区！在勃列日涅夫掌政的十一年间，整个苏联农村都充斥着这样的“腐败景象”。
怨天尤人难以自圆其说
这种“腐败景象”是怎么造成的呢？勃列日涅夫及其御用文人搬出了这样几条“理由”：一是所谓“糟糕的气候”。《困难的收割》就写了由于一个冬天没下过雪，几个月又“没有一滴雨水”，所以导致“粮食歉收”、“牧草枯死”、牲畜遭殃。另一篇小说的人物哭丧着脸说：“老天爷不知道，今年我是多么需要雨雪啊！”要是能“呼风唤雨”就好了。似乎只要“老天爷”肯帮个忙，农村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二是所谓“历史上的原因”。得奖的长篇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诬蔑社会主义年代的集体农庄“简直空得象用扫帚仔细扫过一样”，意思是说过去的农业没有为现在的农业打好基础。三是所谓“农民不爱土地”。苏修《真理报》、《文学报》等都开辟专栏，连续三年多开展了所谓“对土地的爱”的“问题讨论”，异口同声地责怪农民“没有必要的对土地的爱”。四是所谓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或不负责任，或道德败坏。《人世间》就告诉人们：“事情主要决定于领导人”，应当把坏的领导人“撤职”，用好的来“接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苏修一伙竭尽全力地宣传这些“理由”，“可惜！他们怎样大卖气力也推翻不了事实。”（《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65页）气候不好固然对农业收成会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它决不是今天苏联农业搞得一团糟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那末事实是：苏联当时粮食不但够吃，而且有大量储备，还能出口国外。把苏联农业落后归咎于“农民不爱土地”，简直是胡说八道。就连几年前苏联发表的题为《爱和功勋》的特写也不得不承认：“过去，……农民热爱土地”。今天，在同一块土地上，他们怎么会“不爱土地”了呢？看来，这个问题，是苏修所不愿意也不敢明确回答的。把个别主管农业的头目，煞有介事地拿来问罪，甚至“撤职”查办，充当替罪羊，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也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农村依然漆黑一团，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根除”，而且是有增无已。
可见，勃列日涅夫及其喽罗编造的诸如此类的“理由”，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那么，今日苏联农村产生“腐败景象”的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透过这些作品反映的一些现象来看本质吧。
集体农庄成了新贵领地
长篇小说《乡镇》写到一个叫做巴尔苏可夫的农庄主席时就说：这个集体农庄“已经不是集体农庄，而是象巴尔苏可夫本人的领地一样”。既然农庄是农庄主席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领地”，那么，在这块“领地”上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当然也是他们一伙可以予取予夺的囊中物了。关于这一点，看一看《人世间》里那个为非作歹、最后发疯致死的卡尔金以及农庄和城镇领导人中大大小小活着的卡尔金们就更加清楚了。这些人操纵农庄的全部财产资金，占有集体的大块土地，有关生产资料的每项决定，都由他们说了算。这表明，在今日的苏联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对生产资料实际上拥有所有权，而广大农业劳动者则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
苏联农场和农庄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它们的生产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共青团真理报》供认：在苏联，“厂长考虑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较为有利”。苏联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极力“改善”农业管理制度，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要求庄员加快“工作进度”，提出庄员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而不得不躺倒为止”。得奖剧本《幸运的布肯》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布肯把原来四百人干的活让二十三人包下来，也就是说，大多数农业工人沦为“失业者”，而“谁留下来，谁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5页）为了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一个个“处于特殊地位”的农场、农庄的领导人凭借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在他们所霸占的地方实施资产阶级专政。在《适得其所的人》和《人世间》里，人们把农庄主席鲍勃罗夫和卡尔金们叫做“土皇帝”和“旧时代的官老爷”。事实上，这一类人比昔日的“土皇帝”、“官老爷”更加残忍，更加凶暴。他们“神气活现”，颐指气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鲍勃罗夫当上农庄主席后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加强纪律”，他的第一次广播讲话也是“从申斥开始”的。卡尔金们“高高在上”，飞扬跋扈，稍不遂意，就对庄员“训斥，骂街，娘天娘地骂得你狗血喷头”。你不服从或不卖命地干活吗？那就要象《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说的那样，要挥起“大棒”，把你“赶出农庄”。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里的农庄主席就经常以“解雇”来威胁群众。他说：“我那里有一桌子的信，都是要求进集体农庄的。”言下之意是：作为农庄主席的“我”可以随时解雇你们而不愁没有劳动力。透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人们看到了苏联农村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两极分化在急剧发展
苏联农村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还通过窃取的政治权力、垄断的生产资料，实行按资本和权力大小进行分配的原则。农村的这些
资产阶级新贵，为了填补他们那个永远
填不满的私囊，除了捞取高工资、高奖
金等“合法”收入外，还通过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等大量非法的途径，
贪婪地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
穷奢极欲的生活。《现代人》里，一个农
庄的所有领导人都盖了“独立式的住
宅”。《人世间》里的那个卡尔金也为自
己建造了一幢“完全跟画上一个样”的大洋房，不但有着锌皮的屋顶、漂亮的台阶，而且四周还围着栅栏以及连带院子的一大片土地。与此相反，广大农业劳动者则一贫如洗，生活“过得象难民”一样；不但“找不到房子”，而且他们的口粮“根本没有人想到过”，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这种惨景在苏联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简直触目皆是。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在庄员中，从农庄得到的收入加上自己的副业收入仍然低于苏修自己承认的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数额者约有三千万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三十。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列宁在《饥饿》一文中所说的话：沙皇俄国实行的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一万个‘上层人士’的财富、奢侈生活、寄生生活而劳动的奴隶制度”。（《列宁全集》第17卷第497页）当年为列宁所痛斥过的那种极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在今日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农村不是又重新复活了吗？！
其实，这些农场场长、农庄主席不过是苏修统治集团在农村的代理人。他们所以能够那样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穷奢极欲，就是因为有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苏修统治集团做他们的后盾。在这伙人的把持下，苏联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和严重的阶级对立。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扩军备战，则更进一步加速了苏联农业的破产和广大农业劳动者的贫困化。农民群众不堪忍受勃列日涅夫及其大小爪牙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大批外流。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短篇小说《老家》、话剧剧本《我们青春的鸟儿》、《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长诗《茶话》等，都反映了农村“人去屋空”、劳动力大量流出、“村子在衰败下去”的情景。《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大声疾呼：“人啊，人啊！要是世界上能有一家制造人的工厂，有多少，我们就订购多少……”。而那些留在农村生活的人又怎样呢？他们往往也是旷工、怠工。有些农庄的出工人数往往不到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可见，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苏联的全面复辟，给苏联农业生产力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才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编造的任何“理由”所掩盖不了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存在，苏联农村的“腐败景象”就不但不会消除，而且只会更加衰败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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