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愤懑是压制不住的

第6版()
专栏：

人民的愤懑是压制不住的
范秀竹
勃列日涅夫几年来一直吹嘘：“我们……创造了一个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绘声绘色地把所谓“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着实形容了一番，说什么这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是“团结”的，是“生气勃勃”的，是“一片新气象”，等等。但是，正如鲁迅在揭露反动派的伪善和欺骗时所指出的：“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17页）
事实一再证明，苏修头目冠冕堂皇的词藻掩饰不了今日苏联社会腐朽黑暗的现实，也麻痹不了苏联人民不满和反抗的斗志。苏联广大人民群众除了用罢工、怠工以及刷出诸如“我们还能容忍罗曼诺夫王朝到何时？”一类的标语，以示反抗和不满外，还经常投信报刊和电视台，对苏修的内外政策表示怀疑，提出质问。这些信件绝大多数如石沉大海，遭到蛮横的压制。但是，苏修当局有时也不得不以“答读者问”和“电视台讲座”等形式，对来信中提出的一些难以掩盖的问题，进行欺骗宣传和无力辩解。苏修本想自圆其说，结果却更加破绽百出。透过苏修的一些辩护词，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压抑不住的愤懑和苏修掩饰不了的窘迫。
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苏修报刊百唱不厌的老调子，苏联人民早就听腻了。他们在信中提出疑问：“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一问，给了苏修何等辛辣的鞭笞！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曾指出：劳动人民“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3页）可是，今日苏联怎么样呢？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又沦入“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的悲惨境地。对于这个根本问题，苏修当局是讳莫如深的。
至于苏修吹嘘他们的经济如何“发达”，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连苏修《新时代》周刊也不得不承认：“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还是没有达到农业生产的一系列计划指标水平”。至于工业生产，连苏联国家计委主席也供认遇到了“困难和毛病”，“国民经济急需的一系列最重要的产品生产任务没有完成”。除了与军火工业有关的生产确实猛增之外，经济畸形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问题成堆，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因此，关于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修当局也感到有难言的苦衷。他们先是回避实质问题，顾左右而言它，接着就把所谓“优越性”转化为或落脚到要苏联人民“最充分地发挥人的体力和精神力量”。听话听音，苏联人民一听苏修的说教，就知道原来是要他们勒紧裤带，卖命干活。他们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揭露苏修“二十五大”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针”，就是“用榨取血汗的制度，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这就表明，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跟榨取他们血汗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把勃列日涅夫在“二十五大”撒下的关于苏联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是“团结”的弥天大谎，无情地揭穿了。
苏联人民敢于对苏修社会制度提出怀疑，并敢于批评苏修“二十五大”提出的方针，这表明，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是不可能为苏修的欺骗宣传所蒙蔽的，他们是不会容忍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的。
农业问题是苏修深感头疼和棘手的一个问题。苏联农业连年歉收，据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计划一预算委员会主席瓦辛科的报告确认，一九七五年即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苏联粮食总产量下降到一亿三千七百三十万吨左右，比计划指标两亿一千五百万吨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掌权第十年的收成还没有达到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九六四年的实际水平。一个幅员辽阔、土壤肥沃、劳力充足的传统的粮食出口国，竟然不能供养自己，不得不用黄金储备和宝贵矿藏去换取粮食、肉类、黄油、蔬菜！仅一九七五年就耗资四十亿美元购买了约三千万吨粮食。苏联人民对此深为不满，怀疑这是苏修推行的农业政策和经营制度所造成的。他们质问道：“为什么我国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粮食？”这下苏修可慌了手脚，赶快出来讲，你们千万不能从苏联农业的“经营方法”和“经营制度”中去“寻找向外国购买粮食的原因”，而竟归罪于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农庄农场“遭到严重破坏”和“自然条件”、“气候条件”不好。他们怨天、怨地、怨人，唯独不责怪自己。他们不是吹嘘“发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一个据说是“发达社会主义制度”，居然在二十年后还不能战胜战争造成的破坏，这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呢？苏修一边归罪于
“老天爷”，一边农业部长又频频更迭，一再换马。可见他们自己也是理亏心虚的。他们越是说“经营方法”和“经营制度”没有问题，就恰恰越是说明大有问题。而且根本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经营方法”和“经营制度”，而在于“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制度。
苏修同西方签订长期巨额贸易协定，大量借款，购买西方设备，弄得债台高筑。苏联人民就此在信中提出了一连串尖锐问题。他们怀疑用出口原料购买设备的做法，将有损于苏联人民的利益，因此质问当局：同西方搞大规模贸易，以原料换设备，会不会“耗尽自然资源，而自己什么都剩不下？”伏尔加汽车厂、卡马汽车厂和贝阿铁路使用外国设备和进口技术，这是否因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有的群众甚至公开揭露苏修利用外国贷款开办工厂，将造成外国资本家对苏联工人的剥削，是苏联同西方经济“溶合”的表现。这连珠炮似的问题，弄得苏修狼狈不堪，大为恼怒，他们指责群众“走极端”。责骂之余，他们不得不作些声辩，说什么苏联如果不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贷款，要建设大工厂和购买设备“是办不到的”，而不使用外国设备，“就不会有今天的菲亚特汽车厂和日古利牌汽车厂”。必须指出，苏修在这里掩盖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它利用剥削和搜刮来的金钱以及从西方借来的贷款，进口大量西方机器设备，是为了扩军备战，争夺世界霸权。真是不说犹可，一说就使苏联人民更看清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苏联社会酗酒成风、宗教迷信泛滥，不少青少年腐化堕落。苏联人民写信质问当局：“为什么对这些现象无人过问，视而不见？”“应当如何看待我国青年穿牛仔裤和蓄长发的问题？”等等。苏联当局在作所谓“解答”时，承认酗酒、信教和青少年腐化堕落等社会问题是“很难改造的”。他们虽然也说社会问题有其“内部条件和原因”，但却把产生这些 “社会弊病”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不成熟”，说什么由于“消费品缺乏”，“导致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流氓犯罪”。这些辩护词是极其可笑的。在苏联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卫国战争期间，物质条件是那样艰难，但是在苏联人民和军队中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雄人物，这又作何解释呢？苏修当局承认酗酒、信教和青少年腐化堕落等社会问题是“很难改造的”，这点总算讲对了。这些社会问题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当然是它所解决不了的。至于那些流氓阿飞，苏修当局竟公开加以袒护，说什么他们虽然“穿牛仔裤，蓄长发，跳扭摆舞”，可是他们“同时又是生活目的明确和善于思考的人”。怪不得，原来那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是得到苏修当局的纵容、怂恿的，这些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怎么可能消除呢？
苏联人民在写给苏联报刊和电视台的信中，还对苏联内外政策上其他一系列问题提出疑问、异议和斥责。特别使苏修难堪的是，苏联人民对苏修天天吹，并且吹得神乎其神的“缓和”，也纷纷提出了责问。他们尖锐地指出，“我们对缓和的谈论很多，而报纸上却充满关于各国之间发生冲突和近东有爆发战争危险的消息。这不由地使人考虑：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缓和？”勃列日涅夫到处兜售的“缓和不可逆转”之类的狗皮膏药，在他自己国内也缺乏市场，真是绝大的讽刺！
总之，无论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激起了苏联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怀疑和愤懑，而在不得不进行一些辩解时，不仅掩盖不了问题，相反进一步暴露了问题。无情的逻辑是：他们越是自我掩饰，越是弄巧成拙。列宁说得好：“我们在革命准备工作中最忠实的助手就是那些统治阶级，……这些资本家集团比共产党的宣传更有力百倍地揭露了自己，……”（《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2页）苏修叛徒集团不就是这样反动、愚蠢的、自己揭露自己的“资本家集团”吗？
苏联人民的愤懑，暴力压不住，欺骗骗不了。因为它是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出来的，只要这个压迫不消灭，人民的愤懑也就不会消失。民如大波，受沮愈浩。掩盖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妄图压抑人民愤懑的苏修叛徒集团，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妄图压抑火山爆发一样，最终必将遭到彻底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