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
1976-11-29 00:00 |
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
第2版()
专栏：
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编者按：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在华国锋同志直接关怀下诞生的一出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好戏。在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下，一九七三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舞台纪录片，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欢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湖南观看了这部影片，高兴地鼓了掌，表示肯定和赞赏。
但是，《园丁之歌》却遭到“四人帮”，特别是大野心家江青的疯狂围剿。他们给这出小戏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令一些地区的报刊开展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还利用他们的喉舌“初澜”评论班子，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本报抛出了一株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毒草文章，把《园丁之歌》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出戏以后，仍负隅顽抗，封锁消息，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阴谋篡党夺权的狰狞面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使《园丁之歌》又一次获得了新生。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积极投入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一
在全国亿万军民欢庆华国锋主席为我党领袖、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地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时候，被“四人帮”扼杀的湘剧《园丁之歌》重新登上舞台和银幕，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对这样一出四、五十分钟的小戏，“四人帮”竭力要加以扼杀，也是为了配合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两年多来，围绕着《园丁之歌》展开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园丁之歌》是一九七二年湖南省文艺调演中涌现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剧目，受到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湖南省委对这个戏是肯定和重视的。在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下，摄制成了彩色影片。这个戏是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响应毛主席关于“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伟大号召，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一个侧面生动地描绘了教育革命过程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文艺革命的一朵新花，是教育革命的一支新曲。然而，“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达到他们搞修正主义，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对《园丁之歌》发动反革命“围剿”，处心积虑地把《园丁之歌》打成坏戏。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江青胡说什么“这个戏名字就不合适”，污蔑“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句唱词“简直是反攻倒算！”并对演员进行百般辱骂和诽谤。老投降派、狗头军师张春桥则胡说“这个戏教育路线有问题”，等等。他们盗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给《园丁之歌》戴上三顶帽子：一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强令京、津、沪、湘三市一省进行批判，逼迫湖南省按照他们划定的框框写文章表态。他们指使御用吹鼓手“初澜”写作组大打出手，发表《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黑文，对《园丁之歌》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还在一九七四年的全国文艺调演期间，大兴问罪之师，多次组织调演人员批判《园丁之歌》，气势汹汹地扬言要追查批准拍摄这个小戏的“后台老板”，迫使该剧主要演员作公开检讨。对这出小戏，四方八路，一起下手，必要处死而后快，真是蛮横狠毒极了！
正当《园丁之歌》被他们用莫须有的罪名打死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湖南视察，看了影片《园丁之歌》，亲切地鼓掌赞赏。毛主席亲自肯定了《园丁之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破坏文艺革命的嚣张气焰，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省里有关部门及时向文化部反映了这一情况，提出了继续上演和放映《园丁之歌》的要求。可是，“四人帮”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斥责中共湖南省委是“为《园丁之歌》翻案”，是“在毛主席面前告状”，是向他们“下最后通牒”，云云。后来，江青在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召开的会议上，还继续就《园丁之歌》大做文章，横蛮地指责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攻击华国锋同志。 二
“四人帮”对《园丁之歌》的种种污蔑和攻击，根本站不住脚。他们攻击《园丁之歌》“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强调文化的重要”，宣扬“文化至上”和“智育第一”，“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等等，统统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与文化这个对立统一体中，政治是第一位的，是挂帅的。一个革命者要把革命工作做好，首要的是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其次才是文化知识水平。但是，政治与文化又是互相依存的。文化从属和服务于政治，又对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作用。文化知识是打开理论宝库的钥匙，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觉悟，就一定要掌握文化知识。“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这是广大工农兵理论队伍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前提下学习文化的重要意义。
《园丁之歌》在谈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时，始终强调政治挂帅。剧中主人公俞英清醒地看到了教育革命“征途处处有斗争”，“资产阶级教育的余毒未肃清”。她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翻版“读书无用论”，用苦难家史和斗争实际转变了后进学生“不好学”的思想，启发学生为革命学文化，“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以便培养出“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可贵行动，决不是什么“文化至上”、“智育第一”。江青一伙抛出来的“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的帽子，怎么也戴不到《园丁之歌》头上。
“初澜”文章胡说什么历史上“承当革命重担”的都是没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没有文化的工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这是赤裸裸地宣扬“文化无用论”，鼓吹蒙昧主义。我党我军有许多担负革命重担的工农干部，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他们参加革命前虽然从未进过学校门，但参加革命后却在斗争中边干边学习，并不是没有文化。“四人帮”武断地说他们没有文化，完全是对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污蔑和中伤。
在社会主义时期，要搞好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步伐，同样必须有文化。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毛主席也教导我们：“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农业要搞好科学种田，工业要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科学要攻克尖端，国防要掌握最现代化的武器，总之，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尽快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学习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劳动人民知识化，做文化的主人，这是几千年来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初澜”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前提下的文化学习当作“文化至上”加以否定，鼓吹不要文化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其目的就是要搞乱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一面使无产阶级政治化为乌有，一面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以利于他们任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正因为学习文化对于革命和建设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党历来重视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举办的各类干部学校，都规定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干部必须补习文化。在人民解放军的连队，还配备了文化教员，帮助战士在行军作战的休整时间学习文化。全国解放以来，为了迅速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全国的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开设了大量的干部文化学校，帮助工农干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以及学习各种业务知识。今天，党给我们创造了学习文化的良好条件，我们决不能上“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当，而要奋发图强，为革命把文化学得更好。 三
江青一伙还攻击《园丁之歌》教育学生为革命学好文化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也是一派胡言乱语。
《园丁之歌》中的小学生陶利“拾金不昧”、“热爱劳动”，敢于对教师方觉的简单粗暴的做法进行抵制，本质是好的。如果他在课余时间玩玩火车模型，也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但他整天玩火车模型，上课早退，补课开小差，不愿学文化，不遵守革命纪律，这就不好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在学校工作中，没有革命的纪律，教师无法上课，学生无法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无法贯彻执行。俞英一分为二地对待陶利，既充分肯定他的优点，又恰当指出他的错误，把他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完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然而，江青一伙却故意对陶利的错误行为一概加以肯定，连称“不错”，表示赞赏。
鲁迅说得好：帝国主义和我们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四人帮”也是这样，在培养接班人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他们总是同我们背道而驰，大唱反调的。他们蓄意为陶利的错误行为辩护，否定俞英的正确做法，其目的就是要混淆两条教育路线的界限，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来改造学校。在他们所控制的那些学校里，他们不正是这么干的吗？可见，“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决不是《园丁之歌》，恰恰是“四人帮”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头目，一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江青还胡说：“园丁”只能是党，不能是教师，《园丁之歌》鼓吹“‘园丁’是教师”，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十足的谬论！
党是“园丁”，同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体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革命教师比作“园丁”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毛主席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这既说明了教师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也说明了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党的教育路线要靠革命教师来贯彻执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靠革命教师来做；各种文化科学知识也要靠革命教师的努力工作，才能传授到学生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园丁之歌》把革命教师比喻为培育幼苗的“园丁”，有什么错呢？“四人帮”居然在这样一个用词上大做文章，故意刁难，就是要否定革命教师的作用。
毛主席早就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俞英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工厂，深入实践，“靠群众同写出教改新篇”；她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政策，帮助方觉克服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见，俞英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她以自己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模范行动，在她的教学班里实现了党的领导。“初澜”文章对俞英形象不作任何具体分析，大打棍子，乱扣帽子，这完全是独断专横，以势压人的恶霸作风。“四人帮”否定党组织和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的模范作用，侈谈党的领导，其恶毒用心就是要架空党的领导，搞垮各级党组织，好让他们一伙取而代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法西斯专政。
文艺舞台从来就是两个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战场。“四人帮”倾巢出动，控制文艺界，就是要利用文艺来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党夺权服务。从张春桥三十年代反对革命文艺、围剿鲁迅，到今天“四人帮”摧残《创业》、扼杀《园丁之歌》，都是如此。“四人帮”在文艺界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制造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大搞“一言堂”，“一家班”，束缚创作思想；他们践踏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革命文艺作品，百般刁难，无情镇压；他们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拉拢一部分人，结党营私，打击革命文艺战士，腐蚀革命文艺队伍。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借“整戏”来“整人”，借“整人”来分裂党中央，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负责同志，篡党夺权。他们是一伙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复辟派。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四人帮”垮台了，革命人民正在胜利前进。让我们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揭露“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搞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夺取更大的胜利！（附图片）
上图：湘剧高腔《园丁之歌》彩色影片中，俞英老师叙述了学生陶利的家史以后，对陶利说：“革命的班要靠你们来接上，伟大的祖国要靠我们建设得更富强。”鼓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下图：俞英老师对方觉老师说：“只要我们育苗人浇水浇到了根子上，他一定会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说服方觉老师对孩子教育要耐心。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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