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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2-17 00:00 |
万众一心征腐恶——首都文艺界愤怒声讨“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党的滔天罪行
第2版()
专栏：
万众一心征腐恶
——首都文艺界愤怒声讨“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党的滔天罪行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掀掉了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心上的大石头。一场乘胜追击、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在首都文艺界迅猛展开。两个月来，从文化部机关到所属各个文艺团体的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揭深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和利用文艺进行反党的滔天罪行。万众一心征腐恶，万炮齐轰“四人帮”，大揭发大批判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长期以来严密控制文艺阵地，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特别是今年二月，“四人帮”狗头军师张春桥在写下反动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同时，疯狂叫嚷要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为他们篡党夺权加紧了舆论准备。“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心领神会，立即着手大干。从电影、戏剧、美术、小说到评论，一齐开动了起来。他们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再三交代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局”，并煽动说：“写走资派的级别要高的，不要低的”，“越高越好”，“可以写到副总理”。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以后，各种文艺形式的所谓“重点创作”便纷纷上马了，有写铁道部的，有写某省委的，有写“风庆”轮的，还强令各地参加“农业学大寨”专题调演的文艺节目也必须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他们把一切创作都纳入这个轨道，准备篡党夺权的时机一到，便一齐放将出来，向党、向无产阶级大开“排炮”。
王张江姚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写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呢？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以毒草影片《反击》为例，剖析其炮制过程，戳穿了“四人帮”玩弄这套把戏的反革命实质。拍摄《反击》是“四人帮”一伙在一次饭桌黑会上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从影片主题的确定，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台词的增删，以至拍摄场地的选择，都由“四人帮”的亲信严密把关。创作和摄制过程中，他们一再叫嚣“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走资派不光是邓小平一个人，还有一层人，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邓大平，还有王小平、唐小平”。他们批邓另搞一套，把他们私整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抛了出来，给创作人员作“参考”，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四人帮”的一个亲信杀气腾腾地授意说：“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来，判刑，还可以枪毙他几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按捺不住篡党夺权的野心，再三催促：“哪怕粗一点，就是要快”，强令《反击》在十月一日前出片。“四人帮”的亲信对编导人员说，《反击》“不光是文艺问题”，《反击》是一个“拳头”，“要引起连锁反应”。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他们就是要把《反击》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行动信号，梦想电影一放，立即引起“连锁反应”，乱党乱军，以便他们在乱中乘机篡权，复辟上台。怪不得影片一脱手，“四人帮”一伙便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交口称赞这部片子很有“现实意义”，叫嚣“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把它放出笼。但是黄粱易熟，好梦难成。《反击》还没有来得及抛出去，“四人帮”的黑手就被斩断，这部毒草影片则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罪行的一个铁证。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毛主席、周总理、华国锋同志肯定了的文艺作品，他们一概敌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电影《创业》是这样干的，对《海霞》、《园丁之歌》等影片也是这样干的。首都文艺战士指出，《海霞》的政治内容是好的，在艺术上虽有不足之处，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影片。可是“四人帮”一伙对这样一部影片，却大打出手，硬给扣上一顶“与样板戏对着干”的大帽子，给编导人员加上了“行帮性导演中心制”的罪名。原来，《海霞》这部影片是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看过并给予肯定的。电影《园丁之歌》更是如此。这部影片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摄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后热情鼓掌，给以肯定。王张江姚“四人帮”明知此事，却仍然捏造罪名，横加指责，大兴问罪之师，把它判为“坏戏”、“毒草”，不准放映。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反党篡权的狰狞面目。
首都广大文艺战士愤怒地揭发说，“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一方面打击陷害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一方面又伪造历史，造谣惑众，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给自己披上了“文化大革命功臣”、“马列主义理论家”、“文艺革命旗手”等一张张画皮。亲身参加文艺革命实践的首都文艺工作者指出，革命样板戏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诞生的，是广大文艺战士努力实践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成果。江青贪天之功，竟然把这些成果统统贴上“江记”标签，据为己有。这个大野心家、阴谋家不但窃取别人的成果，还倒打一耙，恶狠狠地把一些原作品诬蔑为“坏戏”、“毒草”，甚至把原作者打成“反革命”。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同志控诉了“四人帮”迫害京剧《红灯记》原改编人员的罪行。京剧《红灯记》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改编的。从改编到排演，江青没有到过一次排演场，更没有动手写过一句台词。直到一九六四年五月，她才看了一次预演。先是赞扬，继而又说把戏改坏了。于是，她冒充内行，信口雌黄，责令按她的旨意来改。就这样，一九七○年公开发表的《红灯记》演出本，便成了江青“呕心沥血”的杰作。文艺战士们满腔愤怒地说，事实上，只要翻开《红灯记》原改编本就可以看出，一九七○年演出本中重要的和主要的唱段，主要的和基本的导演构思，以及舞台形象的塑造，精彩的场次，都是原改编本就有的。大家揭露说，更为狠毒的是，江青把功劳抢到了手还要“杀人灭口”，把原主要编导人员诬陷为破坏《红灯记》的罪人，打成“反革命”。直到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原编导人员才重见天日。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但伪造历史，而且直接调动电影、戏剧、小说、美术等艺术手段赤裸裸地抬高自己，美化自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揭发，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江青曾多次露骨地提出，要在一些纪录影片中剪短周总理的镜头，加多、加长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镜头。在摄制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片时，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竟公开提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镜头“要多些”。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四人帮”一伙责令把江青在大寨的所作所为都要拍成影片。
文艺工作者们纷纷指出“四人帮”还狂妄地要把自己的丑恶嘴脸化为舞台、银幕上的艺术形象。他们授意炮制的大型话剧《盛大的节日》刚刚演出不久，今年夏天就急急忙忙地要把它搬上银幕，叫嚷：“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要作为两个战役来打！”这株反党大毒草，以歌颂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为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王洪文、张春桥百般美化，并且影射攻击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更疯狂叫嚷大毒草《盛大》是他们捏造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的“形象”教材！其加紧反党的野心，昭然若揭。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江青有野心”，又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可是，江青不但继续打着代表毛主席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而且公然宣称：“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则声嘶力竭地喊“紧跟江青干革命”，“跟着江青就是跟着党”，竟举杯祝江青“万寿无疆”。江青俨然成了“四人帮”一伙顶礼膜拜的“现代女皇”。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的同志揭发说，“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强令学校对学生进行“无限忠于江青”的教育，“培养对江青的感情”。他们令人作呕地提出，“要把这种感情的培养贯穿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吹嘘江青的所谓“功德与关怀”，考场上贴江青的“语录”，学生有了什么“错误”，也要检讨“对不起江青”。在“四人帮”的眼里，哪里还有毛主席、党中央！
首都广大文艺战士纵情欢呼：“四害”已除，形势大好，伟大祖国，前程似锦。他们决心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用战斗迎接祖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盛开的春天。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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