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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2-25 00:00 |
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第4版()
专栏：
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在敬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了。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战斗的豪情，来到祖国的首都，来到华主席身边，出席这次大会。我们热烈欢呼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我们热烈庆祝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多年的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重要阵地。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背着上海一千万人民，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犯下了滔天罪行。上海人民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早就深恶痛绝，并且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四人帮”的问题一经揭露，上海人民久已埋藏在心头的愤恨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革命气概，投入了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大声讨、大揭发、大批判。最近，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声讨、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全市有二十三万支部委员以上的党员干部收听会议实况，采取大、中、小会结合，会内会外结合的办法，把对“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今天，我们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四人帮”以上海为阵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愤怒声讨、揭发和批判。
一、“四人帮”操纵上海的文化宣传
工具，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首先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利用各种文化宣传工具，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为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第一，他们妄想拼凑出一个所谓“张春桥思想”，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个所谓的“张春桥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思想。张春桥公然诬蔑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胡说什么：“我学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还是不甚了了”，还胡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狂妄地叫嚷要由他张春桥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实际上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还肆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欺世盗名。张春桥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竟被吹嘘为“第一次明确地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第一个明确地阐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他们否定毛主席和华主席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问题的论述，胡说不管什么样经济条件都可以过渡，也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也可以过渡，并且迫不及待地要出一本所谓象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那样的书，要“写序言，加按语”，要“站得高，口气大，有点哲理，居高临下”。甚至狗胆包天地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得晚了，等到出来，高潮已经过去了，这次要抓得早，要写在高潮到来之前”。这些谬论就是他们所谓的“张春桥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居然被吹捧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第四个里程碑”，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徒，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上海伪造中共党史，制造反党、反革命的舆论。他们完全否定毛主席领导我党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胡说“小小长征算了什么”；诬蔑我们建国后不是搞社会主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走资派”，把“四人帮”打扮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元勋”。他们公然对编写人员说：“周总理、朱德、叶剑英、陈毅等人不上党史，有些还未有定论呢！江青的要多写。”在这本“党史”中，江青的名字就出现了十次之多，竟然把这个大野心家、阴谋家吹捧成“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直接领导了文艺革命的伟大斗争”。这本“党史”，经市委列席常委、写作组那个头头审定后已送“四人帮”，并塞进了大学教材、中小学教材，流传甚广，影响极坏。
第三，他们指挥写黑文，出黑书，编黑戏，恶毒地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周总理，攻击华主席。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就是一个黑文充斥、毒箭四射的刊物。就在这个刊物上，有一篇讲“辫帅”张勋复辟的文章，其用意就是张春桥所讲的：“‘辫帅’不是张勋，是制度，是皇帝”，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有一篇《梯也尔小传》，还画了一张貌似邓小平的梯也尔像，文中说梯也尔所以那样凶，就是因为有一个“铁血宰相”作后台，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还有《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等一些文章，也是攻击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
在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确立了华国锋同志作为毛主席接班人以后，他们又特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所谓赫鲁晓夫上台、蒋介石上台、袁世凯上台、司马光上台的文章，影射攻击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妄图取而代之。
第四，他们还用其他各种办法吹捧“四人帮”。江青要篡党夺权，以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大讲什么“刘邦死后，他的妻子吕后继承法家路线”，自比吕后，妄想作当代的“女皇帝”。他们指使人大写特写文章，吹捧吕后，说什么：“刘邦的继承人，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事业”。他们还责令上海有关部门搜集和编辑“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集”，搜集、复制和保存“四人帮”的照片。市委、市总工会的一些领导成员以及被他们选去“组阁”的人员，还被带到王洪文混过的上棉十七厂去搞所谓“瞻仰革命圣地”，进行所谓“传统教育”，并策划召开所谓纪念王洪文“视察”上海轻工系统一周年大会。还炮制和赶拍为王洪文、张春桥树碑立传的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妄图以此来迎接“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得逞的所谓“盛大的节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痴心妄想的“盛大的节日”变成了末日，人民群众迎来了自己真正的盛大的节日。
第五，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蓄意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发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上海报刊，连篇累牍，拚命鼓吹，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十月二日华主席戳穿了“四人帮”的篡改和伪造之后，他们不仅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烂了“四人帮”，他们已经刺探到了这个情报后，到十月八日，还下令要报纸继续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要电台坚持播“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配合他们正在加紧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妄想负隅顽抗，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二、“四人帮”在上海招降纳叛，
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拼凑黑班底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招降纳叛。他们提出的选拔干部的标准，叫做“领导熟悉”、“群众拥护”、“要有感情”。只要是“四人帮”熟悉，他们那一伙子拥护和对“四人帮”有感情的，不管什么牛鬼蛇神，他们统统网罗重用，不跟他们走的，不管新老干部，都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四人帮”搞帮会，结死党，是由他们反动本质决定的。这个一贯自称“最革命”的“四人帮”，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帮。他们以帮会代替党，以帮会控制党，把帮会凌驾于党之上，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把上海完全置于法西斯统治之下。
他们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对了解他们丑恶历史和反对他们荒淫无度的人，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横加迫害。有个干部因为知道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议论过江青的问题，张春桥就把他关了起来，被打成反革命。有个干部因为对张春桥为林彪搞“行宫”要用六千尺布，提出不同看法，就被关了好几年。这类事情，不胜枚举，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深受其害，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四人帮”妄想“组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多次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物色“组阁”人选，拼凑黑班底。王洪文、张春桥叫嚷“要大胆提拔干部，要有一个规划，不仅考虑到上海需要，还要考虑到全国需要”。他们先后提出了任中央正副部长、司局长的几十人的名单。其中有些人已经走马上任。另外，根据张春桥的黑旨意，选调了八十人进行外事“培训”，妄图篡夺外交大权。
三、“四人帮”利用上海大搞阴谋
诡计，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四人帮”完全背叛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大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党的“九大”期间，他们就伙同林彪猖狂进行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活动，捏造了十四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所谓反对毛主席的“历史”。在选举中央委员前，王洪文公然唆使上海代表不投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票。党的“十大”以后，他们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更加疯狂，在上海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
第一，他们采取种种特务手段，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王洪文指使他的秘书无中生有地私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黑“材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去年十一月，私整了十九份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十二月，又整了二十份铅印的和四份手抄的所谓“揭发”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收集了从中央副主席到国务院副总理共十二位负责同志在一些场合的讲话材料，分成十八大类摘编整理，作为批判材料，印发全市，胡说什么：“不论中央那位领导同志，只要是我们意识到的错误论点，都可以批”；“你们油印机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动翻印，但不能说是市委叫印的。”充分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这些材料散发给兄弟省市。
第二，他们大搞反革命串连。他们从上海把黑手伸向国务院各部，制造混乱，进而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叫嚣：“国务院只有两个半部靠得住。”其余
“各部老爷都不行，那里有长毒蘑菇的土壤，一下雨就发霉。”阴谋搞垮各部。他们在一些部安插了亲信，充当打手；在一些部拉这个、打那个，制造分裂，甚至借刀杀人；对一些部制造谣言，发动进攻；还把有些部作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突破口”。他们的罪恶目的，市委写作组那个头头说得很清楚：“外贸战线上的斗争，不在外贸部，而在中央政治局里面。”充分说明了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第三，他们采取“稳住上海，搞乱外地，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插手外地，妄图打倒一大批地方的负责同志，进而查“根子”，揪“后台”，把矛头指向中央和国务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今年年初，他们收到江西的一封恶毒攻击江西省委的匿名信，如获至宝，江青亲自布置，找到了写信人，怂恿他去破坏江西的批邓斗争。他们还派人到兄弟省市收集情报；拉拢外地人到上海来看名为批邓、实为攻击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大字报，煽动他们回去大闹省委。
四、“四人帮”在上海反党乱军，破坏
民兵建设，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就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把人民解放军看作主要障碍，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讲“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攻击“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张春桥最担心的就是“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那怎么办？”姚文元还有一个反动谬论，说“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所以他们就拚命地抓枪杆子，一方面插手军队，分裂军队，千方百计地想把军队搞乱，妄图毁我长城；另一方面把黑手伸进民兵队伍，搞“第二武装”，妄想把民兵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拉军队拉不动，就拚命地窃取民兵的指挥大权。他们蓄意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关于“民兵改造”的指示，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王洪文恬不知耻地说：“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搞起来的”。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的干将：“把我们民兵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污蔑上海警备区管民兵是“二元论”、“军事一条线”，逼着警备区把民兵武器和民兵经费等统统交出来，另立了一个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指挥机构，建立“第二武装”的司令部，不受当地军事机关的领导。这还不够，王洪文竟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上海私搞区、县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两部合并”的“试点”，实际上就是要民兵指挥部把人民武装部吃掉。他们甚至还要成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同中央军委相对抗。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立即下发”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他们已经杀气腾腾地要下毒手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四人帮”就是这样一股反动势力，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遭到可耻的彻底的失败。
五、“四人帮”破坏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大庆和大寨，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两面红旗，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典型。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四人帮”，自然要拚命地反对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自然要拚命地反对和破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对大庆，他们百般污蔑、攻击。张春桥胡说：“学大庆究竟怎么样？这件事我有些怀疑”。王洪文叫嚷：“大庆是一个点，上海是一个面”，“我们要总结上海一套完整经验。”梦想把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大庆这面红旗砍倒，扼杀毛主席亲自倡导的工业学大庆运动。
对大寨，他们也是恶毒攻击，说什么：“我是看不起大寨的”，公然反对毛主席的农业学大寨指示。张春桥多次说：“自己搞嘛，为什么要学人家的？”他们对郊区广大干部、群众学大寨的积极性横加压制。早在一九六八年就下令：不论谁要去大寨参观，都必须经过张春桥批准。实际上就是一律不准。有一次，市农业局一个同志提出了组织郊区干部去大寨参观的建议，被他们多次斥责为“干涉市委”。他们既不准派人出去参观学习，也不准请人进来传经送宝。农林部一九七二年在广交会上，发给上海两套陈永贵同志的讲话录音，他们也狂妄宣称“还得审查审查”，扣压封锁，不许播放。去年他们请陈永贵同志来上海，纯属掩人耳目，王洪文说：“人家都请了，上海不请，人家要骂你骄傲的。”今年他们派几个人去大寨，也完全是装装样子骗人的，他们在上海的一个亲信就说：“这是农林部安排的，还是去吧，不去又要给人家捞稻草了。”
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伟大号召，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四人帮”攻击、污蔑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是“宣扬唯生产力论的”，不准上海贯彻执行。他们还大讲“源”与“流”的关系，说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流”，“上头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源”，猖狂叫嚣“当前主要是解决源的问题”。还说：“大寨会议文件，我们看了，议了，主席圈阅的，不等于都同意，还要看，让他表演表演。”甚至破口大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四人帮”对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刻骨仇恨，最充分地证明“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他们不仅疯狂地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而且全面地反对和破坏毛主席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而他们却削弱农业，冲击农业。他们克扣农业投资，卡农业基建用材，严重影响了郊区的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和农村建设。在社队工业问题上，他们鼓吹社队工业要“自由恋爱”，自找门路，自由发展。还借口“承认工农差别”，鼓吹社队工业“高工分、高福利、高补贴”，制造人民公社内部社员之间的分配悬殊，造成社员不安心农业，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外流，有些生产队增收减产。贫下中农对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早就看在眼里，愤慨地指出：“一定是有奸臣在捣鬼，想把我们拉上回头路，重吃二遍苦。”
毛主席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他们又是一会儿叫喊“上海口粮要自给”，“菜农不吃商品粮”，缩减菜田面积种粮食，造成蔬菜供应紧张；一会又胡说蔬菜和副食品靠外地越来越靠不住，叫嚷“以菜为纲”，“蔬菜是第一位”，“粮食减产也不批评”。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四人帮”口头上喊反对自由种植，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最大的自由种植者。
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一九七一年贯彻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时，张春桥就对抗说：
“农业机械化是业务部门的事，市委不要抓。”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郊区农业机械化进展缓慢，材料、制造、配套、配件等一大堆问题老是不得解决。
“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反对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一套反动的谬论。王洪文胡说：
“这几年我们没有抓生产，生产照样上去了。”张春桥狂叫什么：“不要怕降低生产速度，下降也可以”，“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他们自己不懂生产，不搞生产，还要扣帽子、打棍子，反对别人搞生产。
“四人帮”在上海干尽了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总代表，是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上海一千万人民，决心在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四人帮”这伙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死敌，揭深揭透，批倒批臭，一笔一笔地彻底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华主席为中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我党历史上谱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华主席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上海人民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华主席讲，有多少赞歌要对华主席唱啊！
在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昔日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阵地的上海，今天已成了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从城市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到处召开声讨会、批判会，到处贴满了革命的大字报和大批判专栏，把“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人民群众，喜笑颜开，心花怒放，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上海人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形势一派大好。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家决心把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推向新高潮，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上海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对上海的殷切期望。
（新华社）（本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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