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

第1版()
专栏：

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对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帮篡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并多次对他们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向他们指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并尖锐地告诫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但是，对待毛主席的批评教育，
“四人帮”一直是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着毛主席，他们仍然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而且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认真地查一查，原来搞反革命两面派，是他们的本色，由来已久。就以反动政治文痞姚文元来说，此人长期来乔装打扮成“一贯正确”的“革命左派”，欺世盗名。今天，我们要揭开他的历史，剥去他的伪装，还他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
一幅自画像
一九六七年一月，姚文元以反周扬的“英雄”的姿态出现，发表了一篇颇为壮观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以下简称《评周扬》）。但是，我们把此文细细读去，老是觉得有一个憧憧的鬼影在周扬身边亦步亦趋，这个鬼影不是别人，就是姚文元！
请看：在《评周扬》中，姚文元批判了周扬的“题材广阔”论，说，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谁知一查旧刊，正是这个姚文元，也在那里高喊这个“反革命口号”：“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在《评周扬》中，姚文元批判了周扬“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大批毒草”。赞美毒草，应该批判。但是，最早的一篇所谓“干预生活”的毒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姚文元就曾经在《一点补充》中吹捧过，说它“相当深刻地刻划了人物……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这和周扬的“极力赞美”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评周扬》中，姚文元批判说：“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不幸这种“狭隘理解”，姚文元自己也是痛恨过的。他曾经穷凶极恶地叫嚣：“把‘政治意义’理解得实在太狭隘了”！“只懂得机器，只懂得口号，不懂得人”！（《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够了，够了。单是这几条，就足以说明，姚文元在《评周扬》中所批判的种种谬论，有许多恰恰是他自己的黑货。
姚文元同周扬为什么观点如此吻合，原来姚文元爬上文坛、步步高升的过程，正是他追随周扬、亦步亦趋的过程。姚文元是大写批胡风的文章起家的。而他的第一篇批胡风的文章，正是受到周扬的启发、以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为蓝本写出来的。他自己就这样写着：“看到……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姚文元这一“划”，就把自己“划”到了周扬一边。的确，从此以后，姚文元就紧紧追随周扬，不遗余力地鼓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甚至不惜用诬蔑鲁迅的办法为周扬张目。
直到一九六五年八月，文化大革命前夕，也就是写出《评周扬》一年多以前，姚文元还把周扬的报告奉为经典。他写信给《解放日报》的一位负责人说：如何看待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可看“周扬同志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一文”，这里面有着“最精辟”、“最权威”的论述。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姚文元反周扬是假，拥周扬是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评周扬》一文就象是姚文元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幅自画像。
冒牌的“反右先锋”
姚文元以“批胡风”而名噪一时，混进文艺界，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后，姚文元又大写批判右派的文章，俨然成了一个“反右先锋”。
姚文元真的是一个“反右先锋”吗？否！“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乘我们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在这黑云乱翻的日子里，上海的一个右派头面人物王若望，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步步设防》的极为恶毒的文章。文章的主旨是：放手让资产阶级进攻，而无产阶级非但不准反击，连防御也不许。王若望这篇黑文发表才十天，姚文元就起而响应，抛出了一篇《一点补充》。他劈头就说：王若望的《步步设防》，“尖锐地批判了”“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并表示“同意王若望同志的基本看法和不少正确的分析”。那末，他“补充”什么呢？王若望同其他右派先生一样，抡起“反教条主义”的大棒向党攻来，姚文元就接过这根大棒，大反特反所谓的“教条主义”。他叫喊说：“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他攻击有些人“受了某些庸俗机械论的影响”，“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老眼光来看今天的新问题。”一句话露了馅。原来姚文元认为，现在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时期”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谁如果还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他就是“教条主义”，或曰“庸俗机械论”。在这里，姚文元“首先”和“着重”要反对的“教条主义”，不正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吗？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吗？这不是十足的右派言论和右派行径是什么？
顺便指出，“庸俗机械论”是反革命分子胡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习惯用语，姚文元在一九五五年曾经装模作样地“批判”过它。但是时隔两年以后，姚文元把自己的“批判”忘得一干二净，竟然又捡起胡风的烂枪，拿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丧心病狂！
《一点补充》只是突出的一例，姚文元的右派言行还多得很。
姚文元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
然而反右斗争一开展，他却大写其批判右派的文章，大反那些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号反党的右派，他自己则以“反右先锋”和“左派英雄”的姿态出现。他甚至写了批判王若望的文章，厚着脸皮，当众撒谎，把他对《步步设防》的赞扬、同意和“补充”，说成是“我同王若望有过一次争论”。他居然还有勇气发出号召：“对于曾经被他（王若望）的理论迷惑过的人，现在是到了清醒的时候了！”难道姚文元自己就不该“清醒”“清醒”吗？真是无耻之尤！特别令人作呕的是，他还把《一点补充》选入了小册子《在革命的烈火中》拿去出版。当然，为了掩盖真相，他还是作了“精心”的修改的，删改之处，计有二十一处之多。“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这一类赞同王若望反动观点的字句，就统统抹去了。
我们把以上种种，录以备考，借以剥出姚文元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假左派、真右派的丑恶面目。
墙头草“理论家”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那边风大我就往那边斜，……
这是姚文元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写的一首歪诗，现在一看，竟是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夫子自道”。他不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吗？他的“理论”确有一大特色，就是“那边风大我就往那边斜”。或者美其名曰：“我们应当不怕修正已经在生活中过时的论点。”
我们且举一例，看他如何“斜”来“斜”去。
一九五八年，正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时候，姚文元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我们生活中的灵魂，一切文学作品只有在培养人民共产主义道德上起作用，才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水兵的心，水兵的歌》）真是革命得很啊！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用姚文元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达到了高潮”，“修正主义逆流泛滥”的时候，姚文元把这篇书评编入《新松集》出版，竟然把这段文字删得一字不剩。文章中原来还有一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应当受到深刻批判的”，也一起删去。原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在姚文元看来，都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尽可自由泛滥，无需再“深刻批判”了。请看姚文元这一“斜”，斜到了什么地方！
姚文元长期来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以反修“英雄”自居。一九五八年，他出版了一本洋洋大观的《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以下简称《论思潮》），自吹自擂地说：“这些文章执行着批判的、革命的、战斗的任务，全部是为当前彻底粉碎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的”，摆出了一副与修正主义“英勇战斗”的架势。但是当我们读着他这些裹脚布式的长文时，常常不免哑然失笑，因为他的棍子常常打到了自己的头上。
例如他在《序言》中说：“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修正主义者反对……把政治标准放到第一位”。他大声疾呼：要“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好的。但是不幸的是，读者又记起了隐藏在浩然巾下的姚文元的另一张面孔。那也是在一年多以前，姚文元抛出了一篇《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说是有个烟厂的工会想放映一场《天仙配》，“但（市工联）放映队的同志坚持不同意，理由是：‘天仙配缺少政治意义’”。姚文元于是板起面孔教训别人说：“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要摆出一副‘政治面孔’……工人喜欢《天仙配》，也许就因为那里面不是开口生产任务闭口提高觉悟，而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
姚文元在这里公然反对用革命文艺去“提高人民的觉悟”，反对所谓的“摆出一副‘政治面孔’”。他究竟要什么呢？他要的是与生产任务和提高觉悟无关的“更多的生活和感情”，要的是用这种戏“使工人们有优美广阔的精神生活”。这哪里有一丝一毫他自己所标榜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精神”？这和他所批判的在文艺批评标准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不是毫无二致吗？
若干年来，姚文元大写其作品评论。一个作品，一经这个文痞论定，或褒或贬，即成定论。现在一查，清楚了，姚文元对作品的褒贬，始终随着当时的“风向”“斜”来“斜”去，从来不脱他墙头草的本色。试举一例：一九六○年八月，周扬在文代会的报告中肯定了《三家巷》。姚文元就在同年十二月所写的《从阿Ｑ到梁生宝》中把《三家巷》归入“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之列。但是到一九六五年四月，文艺界批判“写普通人”的谬论了，姚文元又说《三家巷》是“描绘少爷小姐打情骂俏、吃喝玩乐的‘人情味’‘风俗画’等等，是多么庸俗，多么令人作呕”。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姚文元就是这样看风转舵、投机取巧、反复无常、两面三刀，迅速爬上了文艺理论“权威”的宝座。在这里，我们只是稍稍掀起一点他那浩然巾的后摆而已！
在《评“三家村”》的背后
“四人帮”背着中央私下炮制的所谓“党史”，给反动政治文痞姚文元立了一块丰碑：说是他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后，“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高潮。”
我们且不去评论这篇文章的作用如何，还是先来揭开姚文元在这篇文章背后的言行，拿来跟他的《评“三家村”》作一对照吧。
大家知道，“三家村”的主将是邓拓。而邓拓，除了参与《三家村札记》的炮制以外，还单独写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总题曰《燕山夜话》。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这样写道：“《燕山夜话》……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可是，在那一批“赞赏者”、“追随者”和“响应者”的队伍中，姚文元自己恰恰是名列前茅的一个。
这里是一封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姚文元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不妨全文照录如下：
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杂感”）。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
难道还不清楚吗？在《燕山夜话》出笼的当时，姚文元对它是拜倒的，并且拿它当作自己的范本。他迫不及待地想步邓拓的后尘，急急忙忙把三年来的文章编排起来，请求出版社给他出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东西。
这是姚文元在信里一时写豁了边吗？不。翻一翻姚文元自己所写的文章，确有不少和《燕山夜话》一样“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的反党货色在，有的简直象孪生姊妹一样。
例如，《燕山夜话》里有一篇《两则外国寓言》。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批判说，这篇杂文“攻击所谓‘说大话’”，“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但是，恰恰就是这个姚文元，也写过一篇借用外国寓言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这样写着：“‘百喻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大富翁看见另一个大富翁有一座三层大楼，‘心生渴仰’，就想找木匠来造房子。可是他不要第一、第二层楼，要木匠只造第三层，因为那一层最高、最华丽。……”接下去，姚文元居心险恶地说：“这喻言是很深刻的，……令人联想到很多别的事情。”联想到什么别的事情呢？不是咒骂我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是“不要第一、第二层楼”的“空中楼阁”吗？这和邓拓借外国寓言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说大话”，不是完全一样的货色吗？
邓拓曾经写过一篇借古讽今的黑文《郑板桥和“板桥体”》，讲的是，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姚文元写的是《关于郑板桥的“狂”》和《郑板桥家庭教育一事》。在这两篇黑文中，姚文元完全和邓拓一个腔调，别有用心地狂热吹捧郑板桥，说他“对黑暗现实”有“尖锐泼辣的批判”，“对人民苦难”有“深厚的同情”，对现实“抱着清醒态度”和“没奈何心理”，等等。他还借郑板桥教训我们党，说什么“不要因自己优裕的地位而作威作福，要对劳动人民疾苦有所了解”，并且公然威胁我们党说：“不要逼得人民去‘造反’”！看，姚文元和邓拓，一南一北，不约而同地请出郑板桥这个历史的亡灵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这里还有一个难得的好材料。一九六二年初，姚文元在编排他的《新松集》时，忽然添进了一段吹捧叛徒田汉所作话剧《关汉卿》的文字，说：“《关汉卿》中一曲《蝶双飞》，……是感人至深动人心魄的，使你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看下去。”《蝶双飞》正是这个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的毒草剧的点睛之笔。剧中人朱帘秀唱的是：“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姚文元如此“贯注”这曲《蝶双飞》，不禁使我们想起“三家村”掌柜邓拓来。邓拓也曾“贯注”过那个化厉鬼报冤仇的毒草剧《李慧娘》。姚文元和邓拓，一个“贯注”着要“作厉鬼”的朱帘秀，一个“贯注”着已“作厉鬼”的李慧娘，又是一南一北，不约而同。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正是同样出于他们对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仇恨吗？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姚文元与其说是评“三家村”的好汉，不如说是“三家村”的伙伴。
如此“划清界线”
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种种恶劣表演，是有他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原来，姚文元出身于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反动家庭。他祖上五代都是地主。他父亲姚蓬子，早年投机革命，混进党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后，叛变投敌，成为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且做了万恶的特务。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巴结伪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在其卵翼下开设“作家书屋”，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吸取血汗，大赚其钱，是个剥削成性的资本家。
姚文元就是这么一个由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养育，靠吮吸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飘零子弟”。但是，姚文元在混进革命队伍以后，一直表白自己已经和叛徒、特务、资本家的老子“政治上划清了界线”，“割断了一切经济联系”，背叛了反动家庭。
事实真是这样吗？否！
事实是，姚文元所谓“划清了界线”，只是演出了一幕幕两面三刀的小丑剧。
现在我们把幕布拉开：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刚刚开始。作协上海分会党组的一位同志，通知姚文元说：组织上获悉，姚蓬子最近同北京来的某个头面人物有所接触，要他回家了解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岂知姚文元一拖再拖，根本不作任何汇报。等到组织上催问此事，他公然声称：“我早已和父亲划清界线，平时也不往来，没法了解。”
好一个“平时也不往来”！就在这个声称后，仅隔两天，有人看到他趁作协机关下班以后，偷偷来到作协，替姚蓬子贴出了一张表态性的大字报：“拥护共产党整风！”
到了一九五八年，姚文元要结婚了。他要求作协组织上给他分配房子。理由是，他和老子“划清了界线”，不愿一起住。组织上配给他一处住房，可是结婚以后，他趁老婆分娩之机，丢弃了这所住房，搬进了姚蓬子家里，住在三楼。因为他老婆是中共卢湾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区委组织上认为他们住在姚蓬子家里不妥，一再劝他们搬出，无效。后经区委负责同志亲自下令，他们才不得不搬出另住。但仍把他们的大女儿留给姚蓬子抚养，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大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求审查和批判叛徒、特务姚蓬子。姚蓬子有恃无恐，借势吓人，扬言：“你们搞我，就是要搞姚文元！”“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张春桥、姚文元授意下，下令各群众组织：不得批斗姚蓬子，不得调查和泄露姚蓬子的材料，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御用的“姚蓬子专案组”，把这个叛徒、特务稳稳当当地保护起来，让他逍遥法外。等到一九六九年姚蓬子病死以后，姚文元也就心安理得地继承了他叛徒老子遗下的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凡此种种，对于姚文元的所谓“划清了界线”真是绝妙的讽刺！
伪装剥去，真相露出，姚文元始终是一个叛徒、特务的肖子，地主老财的贤孙，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姚文元这个反动政治文痞、阶级异己分子，长期来“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借用他在《评周扬》中所说的：他的“所谓
‘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这句话用在姚文元自己头上，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姚文元始终摆出“一贯正确”的架势，抡起棍子到处打人，从不做半点自我批评。他是一个厚颜无耻、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