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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理论组 1977-04-29 00:00

三十年代的张春桥

第3版()
专栏:

三十年代的张春桥
国家文物局理论组
一九三七年一月,张春桥写过一篇《速写红萝卜》,一本正经地描写有这样一种人:披着红色的萝卜皮儿,心子里却全是白的。“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一旦“把红皮一剥”,露出本相,依然是一个“白生生的肥萝卜”。这恰恰是对他自己的绝妙写照。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就积极参加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拥蒋反共,是一个以伪装出现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翻翻他三十年代的历史,读读他三十年代写下的反动文章,有助于我们看清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
三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革命和反革命正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蒋介石亲自导演下,成立了法西斯组织——复兴社。他们打起“民族复兴”的旗号,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抵制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张春桥正是在两个阶级生死大搏斗的历史年代里,开始了他的反动政治生涯。
一九三二年,张春桥还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在学生运动中表面伪装积极,暗中向国民党告密的两面派人物。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成立了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即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他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反动文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他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连载小说《为国捐躯》,竭力鼓吹要把抗日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卖国政府身上,说什么:“现在政府也有长期抵抗的决心了。”他大声疾呼地强调:要“在青天白日之下”,也就是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为公理奋斗,为民族努力”。唱的完全是复兴社的反动调子。他真的是在宣传抗日,“为民族努力”吗?根本不是。就在这一段时间,他在《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国民日报》和《华蒂》月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春雨之夜》、《学校生活素描》和《银铃》等充满阴暗颓废心情的文章,妄图扑灭人民抗日的革命烈火,把群众从领导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夺走,拉到卖国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又抡起板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大打出手。当时,鲁迅、郭沫若等在白色恐怖的复杂环境下,借用历史题材写出不少战斗作品。张春桥却在一篇杂文中横加指责,声色俱厉地说:“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的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张春桥明枪刺的是郭沫若,暗箭又是射向鲁迅的。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时而激昂慷慨,空喊抗日;时而消沉颓废,无病呻吟;时而杀气腾腾地对革命文艺进行恶毒的攻击,看上去仿佛是变化无常,实际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遵循复兴社的宗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遵义会议刚刚开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正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途中。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正在上海,用笔作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张春桥就在这时悄然到了上海,同军统特务崔万秋取得了密切联系,并且在崔万秋的直接指挥下,继续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六月初到八月,他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上连续抛出一批反动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叫做《行之端》,也就是宣告他在上海的“行动的开始”。张春桥说:“本来,我可以安心地在济南住着,而且可以读书。”可是,“我需要的不是这,而是动的!”他“需要”的“动”是什么?张春桥神气活现地宣告:“我要带着勇敢,用手执着唐·吉诃德的矛,向社会刺去。”紧接着,他就化名“狄克”,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副刊上抛出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举起“唐·吉诃德的矛”,狠狠地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刺去了。
但是张春桥披着的那张“红皮”被鲁迅撕开了,露出了他那“白生生”的萝卜心来。鲁迅在四月十六日写的《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指出张春桥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事情完全不出鲁迅所料,张春桥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系敌人所派遣”的特务,是奉命围攻鲁迅,执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凶恶打手。他的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崔万秋亲自组织并备加赞赏的。
但是,鲁迅先生逝世后,张春桥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却突然换了另一副面孔。他先在《大晚报》副刊上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断片》,颂扬鲁迅:“那是一位巨人”。接着,他又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的《热风》杂志上用本名写了一篇《先行者你安息吧》,自称是鲁迅的“伙伴和儿女”,大摇大摆地挤到拥护鲁迅的大旗下来了。
这还不够,张春桥还使出了另外一招。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热风》杂志上,他用本名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速写红萝卜》,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痛斥有一种“口号比谁喊得响,标语比谁抄得多”的
“红萝卜”。说是:“最讨厌的,却是那些披着战士的衣裳的苍蝇们,他比较聪明,他会比较多样的本领,他能够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嗡声”。并且提高了嗓门,大声警告道:“要记着,他们是最会变的,最最会化名的,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的,我们记着这一点,什么都好办,把手里的苍蝇拍握好,把棍子拿结实,把从角落里爬出来的,鲁迅先生还没有打死的落水狗、苍蝇瞄准确。”大家看,究竟是谁“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是谁爱“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嗡声”?谁又是被鲁迅先生痛打过的“落水狗”呢?张春桥的字字句句,不都正是说他自己吗?可是张春桥却有那么厚的脸皮,煞有介事地在那里“贼喊捉贼”。这种表演,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政治背景的。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得不对他们一贯执行的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在表面上作些转变的姿态。张春桥的“摇身一变”,正是适应当时国民党政治需要的一种反革命策略。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张春桥这时伪装进步,也是意在制造一种假象,为他后来伺机潜入我根据地,打进革命队伍,从事特务活动打掩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在这场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阶级大搏斗中,张春桥又发表不少文章,疯狂鼓吹要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反动派。
芦沟桥事变后一个月,他在上海《立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五天的小说《别动队来了》,鼓吹要“在政府底统一指挥下抗战”。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过了几天,他又在《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武装民众》,进一步提出:“同胞们应当自动地组织起来,接受政府的领导”。他贩卖的还是复兴社老早提出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货色,大肆为蒋介石争夺抗日武装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这年九月,张春桥忽然神秘地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十月中旬,他又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作品《血火中的上海》,大声叫喊:“‘不用到保定去了,也不用去太原,也不用去延安了,——我们是在前线了’大家回想到一·二八时的情况,兴奋地说。各人站在自己底岗位吧,为保卫祖国底生存而战,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定”也好,“太原”也好,都是陪衬。真正要说的只有一句:“不用去延安了。”那时候,全国各地大批爱国青年,为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历尽艰险,万里跋涉,前往革命中心延安。张春桥却出来拦阻说:要抗日,不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用去延安了”,只要在“政府领导下”,“各人站在自己底岗位”就行了,就是抗日了。
可是,到了这年十二月,这个叫别人“不用去延安”的张春桥,自己却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殊使命,从济南潜往延安,“披着红色的萝卜皮儿”,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钻进革命阵营内部,混进了中国共产党。
他到延安两个月后,就写出一篇《韩复榘》,拿到国民党统治区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张口一个“蒋委员长”,闭口一个“统一”,就是要把一切“统一”到蒋介石手里,把共产党“统一”到国民党手里。张春桥万变不离其宗,唱的仍然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老调。
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在自己身上打下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图章,证明他是特务头目秦启荣、崔万秋手下的一条凶恶的乏走狗。
一个人的历史,他在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客观存在,谁想要掩盖涂抹它,都是徒劳的。张春桥对“三十年代”那么神经过敏,那么讳莫如深,费尽心机地妄想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他在潜入延安之前,还放了一个烟幕弹,交代一句:“我算是从山东走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控制的一些地方,谁只要提到“张春桥就是狄克”,就会遭到残酷的迫害打击。他们这样猖狂,就是怕人剥开了那一层红萝卜皮儿。
“铅华谁辨假中真,皮下无些血。”王夫之咏傀儡词《卜算子》的这两句,用在伪装巧妙、隐藏极深的反革命张春桥身上,倒颇为神似。哪怕他脸上涂了层层脂粉,在他的红萝卜皮儿下却没有一点鲜红的血。“四人帮”那么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社会主义,原来袭用的是四十年前的老谱,是在继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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