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张春桥

第3版()
专栏：

三十年代的张春桥
国家文物局理论组
一九三七年一月，张春桥写过一篇《速写红萝卜》，一本正经地描写有这样一种人：披着红色的萝卜皮儿，心子里却全是白的。“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一旦“把红皮一剥”，露出本相，依然是一个“白生生的肥萝卜”。这恰恰是对他自己的绝妙写照。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就积极参加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拥蒋反共，是一个以伪装出现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翻翻他三十年代的历史，读读他三十年代写下的反动文章，有助于我们看清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
三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革命和反革命正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蒋介石亲自导演下，成立了法西斯组织——复兴社。他们打起“民族复兴”的旗号，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抵制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张春桥正是在两个阶级生死大搏斗的历史年代里，开始了他的反动政治生涯。
一九三二年，张春桥还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在学生运动中表面伪装积极，暗中向国民党告密的两面派人物。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成立了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即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他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反动文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他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连载小说《为国捐躯》，竭力鼓吹要把抗日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卖国政府身上，说什么：“现在政府也有长期抵抗的决心了。”他大声疾呼地强调：要“在青天白日之下”，也就是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为公理奋斗，为民族努力”。唱的完全是复兴社的反动调子。他真的是在宣传抗日，“为民族努力”吗？根本不是。就在这一段时间，他在《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国民日报》和《华蒂》月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春雨之夜》、《学校生活素描》和《银铃》等充满阴暗颓废心情的文章，妄图扑灭人民抗日的革命烈火，把群众从领导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夺走，拉到卖国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又抡起板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大打出手。当时，鲁迅、郭沫若等在白色恐怖的复杂环境下，借用历史题材写出不少战斗作品。张春桥却在一篇杂文中横加指责，声色俱厉地说：“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的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张春桥明枪刺的是郭沫若，暗箭又是射向鲁迅的。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时而激昂慷慨，空喊抗日；时而消沉颓废，无病呻吟；时而杀气腾腾地对革命文艺进行恶毒的攻击，看上去仿佛是变化无常，实际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遵循复兴社的宗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遵义会议刚刚开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正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途中。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正在上海，用笔作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张春桥就在这时悄然到了上海，同军统特务崔万秋取得了密切联系，并且在崔万秋的直接指挥下，继续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六月初到八月，他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上连续抛出一批反动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叫做《行之端》，也就是宣告他在上海的“行动的开始”。张春桥说：“本来，我可以安心地在济南住着，而且可以读书。”可是，“我需要的不是这，而是动的！”他“需要”的“动”是什么？张春桥神气活现地宣告：“我要带着勇敢，用手执着唐·吉诃德的矛，向社会刺去。”紧接着，他就化名“狄克”，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副刊上抛出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举起“唐·吉诃德的矛”，狠狠地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刺去了。
但是张春桥披着的那张“红皮”被鲁迅撕开了，露出了他那“白生生”的萝卜心来。鲁迅在四月十六日写的《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指出张春桥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事情完全不出鲁迅所料，张春桥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系敌人所派遣”的特务，是奉命围攻鲁迅，执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凶恶打手。他的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崔万秋亲自组织并备加赞赏的。
但是，鲁迅先生逝世后，张春桥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却突然换了另一副面孔。他先在《大晚报》副刊上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断片》，颂扬鲁迅：“那是一位巨人”。接着，他又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的《热风》杂志上用本名写了一篇《先行者你安息吧》，自称是鲁迅的“伙伴和儿女”，大摇大摆地挤到拥护鲁迅的大旗下来了。
这还不够，张春桥还使出了另外一招。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热风》杂志上，他用本名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速写红萝卜》，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痛斥有一种“口号比谁喊得响，标语比谁抄得多”的
“红萝卜”。说是：“最讨厌的，却是那些披着战士的衣裳的苍蝇们，他比较聪明，他会比较多样的本领，他能够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嗡声”。并且提高了嗓门，大声警告道：“要记着，他们是最会变的，最最会化名的，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的，我们记着这一点，什么都好办，把手里的苍蝇拍握好，把棍子拿结实，把从角落里爬出来的，鲁迅先生还没有打死的落水狗、苍蝇瞄准确。”大家看，究竟是谁“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是谁爱“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嗡声”？谁又是被鲁迅先生痛打过的“落水狗”呢？张春桥的字字句句，不都正是说他自己吗？可是张春桥却有那么厚的脸皮，煞有介事地在那里“贼喊捉贼”。这种表演，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政治背景的。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得不对他们一贯执行的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在表面上作些转变的姿态。张春桥的“摇身一变”，正是适应当时国民党政治需要的一种反革命策略。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张春桥这时伪装进步，也是意在制造一种假象，为他后来伺机潜入我根据地，打进革命队伍，从事特务活动打掩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在这场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阶级大搏斗中，张春桥又发表不少文章，疯狂鼓吹要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反动派。
芦沟桥事变后一个月，他在上海《立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五天的小说《别动队来了》，鼓吹要“在政府底统一指挥下抗战”。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过了几天，他又在《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武装民众》，进一步提出：“同胞们应当自动地组织起来，接受政府的领导”。他贩卖的还是复兴社老早提出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货色，大肆为蒋介石争夺抗日武装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这年九月，张春桥忽然神秘地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十月中旬，他又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作品《血火中的上海》，大声叫喊：“‘不用到保定去了，也不用去太原，也不用去延安了，——我们是在前线了’大家回想到一·二八时的情况，兴奋地说。各人站在自己底岗位吧，为保卫祖国底生存而战，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定”也好，“太原”也好，都是陪衬。真正要说的只有一句：“不用去延安了。”那时候，全国各地大批爱国青年，为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历尽艰险，万里跋涉，前往革命中心延安。张春桥却出来拦阻说：要抗日，不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用去延安了”，只要在“政府领导下”，“各人站在自己底岗位”就行了，就是抗日了。
可是，到了这年十二月，这个叫别人“不用去延安”的张春桥，自己却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殊使命，从济南潜往延安，“披着红色的萝卜皮儿”，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钻进革命阵营内部，混进了中国共产党。
他到延安两个月后，就写出一篇《韩复榘》，拿到国民党统治区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张口一个“蒋委员长”，闭口一个“统一”，就是要把一切“统一”到蒋介石手里，把共产党“统一”到国民党手里。张春桥万变不离其宗，唱的仍然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老调。
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在自己身上打下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图章，证明他是特务头目秦启荣、崔万秋手下的一条凶恶的乏走狗。
一个人的历史，他在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客观存在，谁想要掩盖涂抹它，都是徒劳的。张春桥对“三十年代”那么神经过敏，那么讳莫如深，费尽心机地妄想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他在潜入延安之前，还放了一个烟幕弹，交代一句：“我算是从山东走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控制的一些地方，谁只要提到“张春桥就是狄克”，就会遭到残酷的迫害打击。他们这样猖狂，就是怕人剥开了那一层红萝卜皮儿。
“铅华谁辨假中真，皮下无些血。”王夫之咏傀儡词《卜算子》的这两句，用在伪装巧妙、隐藏极深的反革命张春桥身上，倒颇为神似。哪怕他脸上涂了层层脂粉，在他的红萝卜皮儿下却没有一点鲜红的血。“四人帮”那么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社会主义，原来袭用的是四十年前的老谱，是在继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