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

第3版()
专栏：

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
马可　遗作
一九七五年十月，为了纪念冼星海同志逝世三十周年，曾举办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之流，极力阻挠和破坏音乐会的举行。针对这种情况，马可同志写了这篇纪念文章。他在日记中写道：“题为《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这是针对有人就是要‘忘记’他、摒弃他而言。”我们今天在这里发表这篇文章，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逝世三十二周年，也是对优秀的革命音乐家马可同志的怀念。　　——编者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消息传到延安，全城沸腾，敲锣打鼓扭秧歌，到处宣传这振奋人心的消息。
过了几天，在我们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流传着又一个好消息：我们亲爱的老师冼星海就要回来了。他是五年前为一件工作任务去苏联的。他会带来多少新作品呀！我们又要在深夜听他生动地讲课，又要在窑洞前看他给我们排练新节目了。
可是，没过多久，出人意外地，一个最坏最坏的消息传来了：冼星海同志于十月三十日病逝于莫斯科！我们目瞪口呆，谁也不敢相信，谁也不愿相信。但这是领导上正式宣布的。
在追悼会上，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写来的挽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这几个字道出了我们心中的千言万语。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音乐家”意味着什么呢？他将在我国音乐的历史上占着什么地位呢？这样想着，冼星海一生的坎坷道路不由得象电影一样在我的头脑中映出。
他生在中国南海边上一个贫苦渔民的家庭里。降生之前，父亲就死去了；坚强的母亲带着他在命运的大海中挣扎。白天，他在风吹日晒中磨练；晚上，他在母亲的催眠曲中入睡。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上了音乐的最初一课，并且深深爱上了音乐。
一九一八年，他进广州岭南大学半工半读。他花掉全部工资，耗尽业余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最后成为一名年轻音乐教师、名噪一时的“南国箫手”和提琴家。然而他是一个不肯轻易向他还没有摸透的事物就范的人，他要去进一步探索。
一九二八年，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院，他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这时，遭受着近百年侵略、奴役、屈辱的祖国大地，流淌着一片血汗和眼泪。冼星海面临着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迫切问题：学音乐，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究竟有多少价值？
他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救国论”的影响，曾经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普遍的音乐》的短文，说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化的私人音乐，而是要普及音乐教育，提高人民文化，使国家富强起来，产生自己的贝多芬。
但是，就是这么一点贫困的民主思想，也为反动统治当局所不容。他在一次学潮中被开除了。中国这么大，竟找不到一个能够满足这位勤奋的“南国箫手”学习愿望的地方。于是，他向朋友们宣布了一个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计划：他要到巴黎去学音乐！
他在巴黎六年。其中有大半时间与其说是为艺术，不如说是为生存而挣扎着。他多次在梧桐树下饿晕过去，几乎就要被警察送进陈尸所，但生命之火在这个精壮的渔民之子身上终未熄灭。他当抄谱员、码头临时工、饭店侍者、门房和浴池杂役，或象街头流浪汉那样拉提琴求乞。不管白天怎样劳累，晚上还要刻苦学习。终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曲班，作品《风》也获得了巴黎音乐院的荣誉奖。当冼星海被问到他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物质奖品时，他只费力地说了两个字：“饭票”……
一九三五年，冼星海舍弃了留在巴黎能获得个人成功的生活道路，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看到阔别六年的祖国，不禁热泪滚滚。他看到码头上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分子鞭打着苦力、黄包车夫及形容枯槁的同胞时，眼泪又被心中的怒火烧干了。
这年冬天，“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冼星海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游行的行列中。有人知道他是音乐家，给了他一首歌词，他立即倚墙谱写成一首战斗歌曲，只用了五分钟时间。这歌曲立刻就成了游行队伍豪壮的声音：“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象电波一样，通过音乐旋律，不久就传遍了全国。
一家唱片公司发行这张唱片发了财，老板很欣赏冼星海的才华，签署了一张数额诱人的支票，要求冼星海继续写歌，但是要写象“妹妹，我爱你”那样的。处在生活极端困苦境地的冼星海，听了这话，两唇紧闭，象铁铸似的，扔掉支票，拂袖而去。
星海同志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从此我找到了音乐为祖国服务的道路。”他在这道路上付出的是汗水和激情，得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千千万万人通过他的旋律传来的革命情感的交流。
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是第一批参加“救亡演剧队”到内地宣传的人。我就是这时候见到他的。我们一群青年学生有点惴惴不安地等待这位“神秘”的大音乐家出现，但出人意外：他不过是个和我们差不多的普通青年人，只有黑红的脸孔和眼角皱纹显示着比我们多经受过一些生活磨练。他用平易的语言同我们讲音乐、讲作曲，顺手拣起一根柴棒来教我们指挥歌咏队。短短五天相处，我们和他已是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了。他走后，他的歌曲象春风野火般地在我们中间燃烧起来。
他离开我们去到武汉，以百倍的热情工作着。他写了不少深入人心的歌颂华北敌后战争的优秀歌曲，他组织了许多歌咏队，他发动了十余万人参加长江上火炬歌咏游行……，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抗战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冼星海被当成危险分子。特务盯着他，又取消了他组织的歌咏队，查封了他写的抗日歌曲，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
也就在这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寄来了请他去任音乐系主任的聘书。他毅然踏上去延安的征途，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战斗着的革命圣地。
我第二次看见冼星海是一九三九年底，在延安鲁艺。他正在准备为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作一个关于音乐工作的报告。他变了，又没有变。没有变的是两年前初见他时那种蓬勃朝气，那种只争朝夕的工作干劲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但他又大大变了，不仅是穿着草鞋和质朴的延安干部服，而是更成熟、更深刻了。两年前在他火样的热情中往往夹杂一些近乎任性的执拗，现在代替这些的却是突然缓和下来的沉吟，然后深深望着你的眼睛说：“这个问题从政治上考虑……”。我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因为他过去是不大欣赏别人这类讲话习惯的，如今他也这样说，可见内心一定曾被深深触动过。后来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上面说：“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过去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在社会科学理论上得到了解答。”他给我们新学生出的入学考试题之一是：“为什么工农的呼声是最健康最有力的？”
这时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这一时期，也是他在创作上大丰收的季节。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优秀作品，都是他到延安后一年半的不长时间内写成的。这期间他共写了六部大合唱，两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和继续他在一九三五年开始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他极为繁忙的社会活动和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亲自教授的一期音乐系学生，大部分在全国解放后成了许多音乐部门的领导干部和有成绩的作曲家。
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他的故事，越来越感到，他一生中遇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家所能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音乐和祖国有什么关系，它是个人事业，还是民族解放的斗争武器？音乐和人民有什么关系，是承认人民创造世界，音乐家把他们的生活、情绪、愿望写成作品交还他们，还是只取人民生活中的某些原始素材作为自我表现的装饰？音乐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是音乐被政治所决定而服从政治要求，还是可以游离于政治之外，追求“纯粹”、“不朽”的艺术效果？
他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按照他一贯的顽强性格和战斗作风，主动迎接这些尖锐的矛盾，作出明确的答案。他的斗争道路不是笔直的，但他到了延安接受马列主义以后，显然引起一种质的变化，一种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升华。这就是他在这一时期能创造出这么多奇迹来的原因。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这提示了我怎样去理解“人民的音乐家”的涵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音乐家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家。我们这一整个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民音乐家的斗争道路和艺术经验对我们来说并不过时。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纪念他逝世三十周年的音乐会上听到他的作品时觉得还是那样新鲜、亲切，并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尽管有人如此慷慨地要摒弃他——他是被一切国内外黑暗社会所摒弃、经过惊人的努力奋斗出来的，他是属于中国革命人民的，他永远是我们的！什么势力也夺不走他！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让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永远记住这个无产阶级音乐先辈的斗争途程，永远继承和发扬他优秀的革命传统吧！（附图片）
作者：奥普里也〔傈僳族〕　张天友
（选自《云贵川藏少数民族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