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估计”给清华带来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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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估计”给清华带来大灾难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
清华大学是“四人帮”严密控制多年的学校。“四人帮”为了炮制“两个估计”，打击了许多人。在“两个估计”出笼之前，他们就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搜罗、捏造种种材料，欺骗党和群众。在此之前，清华的许多同志已经受到残酷迫害。如把刘仙洲同志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四人帮”的一个罪行。刘仙洲同志曾参加辛亥革命，尽管国民党威胁利诱，他拒不参加国民党，是个爱国知识分子。解放以后，他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后，他含着眼泪，庄严地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党组织请示了华北局，同意吸收他入党。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胜利，当时对知识界影响很大。刘仙洲同志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学术上是有成就的。他去世前，八十多岁的高龄，仍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伙拿不出任何材料，硬是把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学校的同志多次提出要落实政策，他们就是不同意，直到一九七五年刘仙洲同志含冤逝世。许多同志提起迟群一伙的暴行，无不万分气愤。“四人帮”炮制出“两个估计”以后，迟群一伙更是拿着这根大棒，对同他们作斗争的同志实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后，他们在清华搞了一个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回潮”的运动，被列案审查的有几十人，重点批判的达数百人。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四人帮”及迟群一伙的所谓反“回潮”，矛头是对着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的。“四人帮”炮制出“两个估计”之后，动不动就抡起这两根大棒镇压群众。在清华，只要说一句“对十七年要一分为二”，就要挨他们的批判斗争。
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把被“四人帮”封锁了的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了。这对“四人帮”多年来对教育工作者的精神统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在学校工作的同志有这么一个体会：这“两个估计”不推倒，我们进行实际工作就困难重重。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我们学校作了一系列指示，大家的思想开始解放了，但一时还放不开手，因为总有个踩十七年的线的问题。加上迟群的阻挠、破坏，我们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是很不得力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改组了学校党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做的正确的事情做了肯定，但有一些同志还心有余悸，等待观望的状况还改变不了。现在，我们正在批判“两个估计”，形势必将有很大的变化。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建校的。解放前的三十八年毕业两千人。解放后十七年，进校的大学生三万七千人，学校规模有了很大发展，新设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科系专业，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一九五八年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在现场设计的密云水库，经过多年考验，质量基本上是好的。在政治上，也应当有一个恰当的估价。一九五一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亲自抓北京、天津的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学校出现了思想改造运动的高潮。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三反五反”，参加当时各种重大的社会活动。在抗美援朝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一大批教师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六五年，清华许多学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四清运动。清华的毕业生在各条战线起着积极的作用。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共产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证明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这些成绩，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教育工作指导、关怀的结果。据我们初步核查，毛主席对清华大学的直接指示就有二十次，周总理对清华大学的指示次数就更多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当然，刘少奇也有干扰和破坏。例如，一九五八年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时，刘少奇曾插手，要清华延长学制；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群众要求教学改革，他们又不让搞。因此，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严厉批评了学制过长，课程太多，教授不甚得法。我们在执行毛主席指示中也有缺点、错误，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这个基本事实。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本来有可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从根本上进行教育革命。但这次革命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个干扰和破坏的后果，从学生方面说，在政治、文化科学的学习和健康上，都受到严重摧残，造成教育质量不断下降。我们从一九七○年招生以来，越到后来教学质量越低，特别是“四人帮”炮制了“两个估计”，鼓吹
“和十七年对着干”以后，破坏更为严重。广大工农兵学员也深受其害。“两个估计”不仅打击了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也打击了学校的工人。迟群一伙胡说学校的工人和社会上的工人不一样，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深。对此，学校的工人也是十分愤慨的。今天我们批判“两个估计”，大家精神都非常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