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辅礽 唐宗焜 |
1977-11-24 00:00 |
一本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的书——评“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2版()
专栏：
一本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的书
——评“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董辅礽 唐宗焜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通过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编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对这样一本书，实有批判的必要。
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纲领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四人帮”反对我们党的纲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定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此，张春桥责令原写作组的余党“搞一本反映我们（即“四人帮”）水平的教科书”。
这本书的编写，自始至终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一九七一年六月，张春桥亲自批准编写这本书。次年，他又和姚文元到上海召开座谈会，讨论编书中提出的问题。一九七五年底，张春桥专就修改这本书写了一条极为恶毒的黑批示（后面将剖析这个黑批示）。书的最后一稿，即“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就是根据这个黑批示修改出来的。
除了张、姚亲自挂帅以外，政治野心家马天水还在上海坐镇指挥。他亲自主持书的编写组的第一次会议，并打气说：“这本书两年内编出来也是伟大胜利”。书的第四稿出笼后，马天水鉴于在贯彻“张春桥思想”方面还不能令其主子满意，大发脾气，勒令：书不许出上海。他亲自组织十个单位修改，要求“象修改党章那样逐字逐句讨论”。他提出要联系上海的实际和
“经验”，把“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套上升为“理论”。
要知道“四人帮”对这本书何等重视，还可以举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座谈会上，张春桥说，这本书“是大经典著作噢！” 切莫把这当作玩笑之词。“四人帮”可真是要把这本书写成他们的经典著作呢！姚文元狂妄地下令按照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大字本的装潢样式，装潢这本书。实际上，也这样办了。请看，这些家伙的野心有多大！
这本书在立论上把“张春桥思想”奉为圭臬，为
“张春桥思想”乔装打扮，使其更具“理论”色彩，更富有欺骗性。此书前后写了五稿，大修改有三次，每次修改都是“张春桥思想”“发展”的结果。第一次大修改是在张、姚召开座谈会之后，会上，张、姚等人竭力歪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会后，原写作组的头目大肆吹捧说，“领导水平高”，“站得高，看得远”，要求“吃透精神”，作为编书的指导思想。而在张春桥发表黑文，全面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这本书又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黑线。最后一次大修改是在张春桥作了黑批示以后。这次修改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千方百计“论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必然产生“党内资产阶级”，而且“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来为“四人帮”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
这本书的多次修改，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紧密配合的。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期间，这种配合的紧密，有时甚至达到脱掉理论外衣，赤膊上阵的程度。当年夏天毛主席病势转重以后，原写作组大头目亲自督阵，要求“抓紧写好”，催逼着国庆节出书，最晚国庆后付印。他交底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寥寥数语，道出了“四人帮”编写这本书的罪恶目的。书稿付印刚几天，正当“四人帮”准备庆贺他们“盛大的节日”的时候，狂飚怒啸，阴霾尽扫，他们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本书也就成了一个永远不能出世的死胎，成了“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证。
二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人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篡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这个指示的主题，是要全党和全国人民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而明确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各个领域继续革命的任务，以及这些领域的革命相互之间的联系。“四人帮”却把这个指示归结为一个“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这就从根本上阉割了它的丰富革命内容，破坏了全国范围内对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运动。
“四人帮”对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这种篡改，是他们炮制的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部立论的基础和出发点。此书编写组内部就有人公然声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书里明确写道：“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因此，编写者把资产阶级法权概念贯穿全书，使它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东西，成了这本书的对象。他们用抽象的“平等”、“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到处往生产关系上套，以此代替对客观存在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根本篡改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毛主席在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同时，强调指出：“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任何方面的考察，都不能离开它们的基础，即所有制。这本书全面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它混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正是从否定“所有制变更了”这个基础开始的。
此书和毛主席的理论指示针锋相对，操着张春桥的腔调，说什么“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了，并不等于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这是因为，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有一个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编写者按照张春桥在座谈会上授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模式，把资产阶级法权跟资本主义因素划上等号。然后，拿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往社会主义所有制头上一套，就宣判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的私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彼此“仍然要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生产和经营中的联系或相互关系”的独立企业。他们在引用毛主席《矛盾论》中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一语之后，紧接着就加以歪曲，说什么“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完这座桥梁”。毛主席这句话说得很明确，是指把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过渡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的巩固、发展，这本来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编写者们却凭借他们任意玩弄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有意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在“所有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口实下，根本否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事实。
他们大肆鼓吹张春桥炮制的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谬论，把我国所有制的变更描绘为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实际内容”的变更。他们不承认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他们看来，不是归根到底所有制决定领导权，却是相反。他们说：“企业领导权的归属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也就改变了”；“企业领导权”则取决于“企业的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同时，他们既然离开了生产关系的具体考察来讲路线、领导权，也就抽掉了路线是非的客观标准，并把“企业的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归结为由其个人意志决定。所以，他们实际上把所有制性质说成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意识决定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如同一切唯心论者那样瞎说一气。他们不用根据客观实际，只要宣布一声：“企业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下打成“走资派所有制”。
他们用一个“资产阶级法权”，一个“领导权”，就这样从根本上否定“所有制变更了”，否定“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四人帮”的“改朝换代”似乎也就找到“根据”了。
他们既然抽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基础，也就可以方便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同起来。他们在书中写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首先，在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和群众之间，据说就是这样的关系。在这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范围内的直接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领导和群众之间分工协作的关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次，在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问题上，此书还不满足于把它跟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他们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点下，竟然“发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内部的关系也是阶级对抗的关系。张、姚二人在一九七二年专为此书召开的座谈会上一唱一和，姚提出：“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算不算阶级关系？”张答腔：“不说是阶级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走资派为什么还能活动？总有人欣赏他嘛！”编写者遵命照办，不顾劳动人民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共同劳动的协力互助的新型关系，说什么“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怎样“表现”呢？他们搜索枯肠，竭力“论证”工人阶级内部、贫下中农内部有一部分“欣赏”走资派的人，这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队伍中的反映，歪曲为工人阶级内部、贫下中农内部的关系也是阶级对抗的关系，这不是肆无忌惮地分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队伍的反革命谬论又是什么！
在分配问题上，这本书同样充斥着“四人帮”的滥调。它不仅把资产阶级法权概念从按劳分配扩大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分配领域，说什么“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更恶毒的是肆意歪曲和丑化按劳分配。在书里，按劳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这种资产阶级权利被歪曲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污蔑为“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照此说来，资产阶级岂不忽然变得爱好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厌恶不劳而获了！丑化社会主义而又美化资本主义达到如此赤裸裸的程度，难道不正是这些自封为“左”得无可再“左”的“四人帮”及其理论家们对自己的极右本质的自我揭露吗？这本书里还竭力鼓吹对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指按劳分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什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这种分配决定论，其实无非是从被马克思早就痛斥过的那种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的庸俗社会主义那里拣来的破烂，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一番加工改装，换上新的商标罢了。
这本书时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而又说社会主义产生资本主义。这种惊人混乱的逻辑，就是本书固有的逻辑。例如，书上写道：“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你看：“社会主义生产……还要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了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其实，“还要出现”，这几个字在这里也是多余的，因为按照此书的逻辑，社会主义生产等于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则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因而社会主义生产也就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可见，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从社会主义生产中产生出来，而是早就从编写者头脑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前提产生出来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可是，本书的逻辑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信，请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也将随着再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说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就不是逐步缩小或削弱“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而是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成了“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过程。编写者们还唯恐读者领会不了他们的“理论”的奥秘，又反复强调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讲得很明白：不管怎么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本书实际得出的结论。可见，这本书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一本丑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三
“四人帮”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自己的对象，是完全服从于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书中写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说穿了，就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论证”“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别看这本书洋洋数十万言，翻来复去，无非就是这样几句话：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本主义因素，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内资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法权中“形成”的，它一经“形成”就成为母鸡，资产阶级法权就成了蛋，母鸡同蛋一结合，“党内资产阶级”就不断“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功能”，于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那末，要使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蛋不孵化出新资产阶级这个小鸡，就得杀掉母鸡，把“党内资产阶级”打倒，使其“灭亡”。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谁来操刀呢？“四人帮”。“四人帮”已经在动刀了。
这本书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是张春桥亲自规定的。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底那个黑批示中说得够清楚了。他写道：“要批修。批刘、林、邓，批托、布等。不批修，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好的。要知道斯大林错误的东西影响还是不小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帮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要批修”。批谁呢？黑批示绝口不提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却别有用心地提出斯大林的“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领神会，猖狂地攻击斯大林“是修正主义者”，至少是“半修正主义者”。原写作组大头目叫嚷：“斯大林是民主派”，“可以点名批判嘛！”在他的指挥下，书上大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但批斯大林还不是最后目的。张春桥让他的一个亲信向编写组传达他的黑指示说：“批外修是为了国内”。这个亲信又说：“苏修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自己。”这就是说，“批外修”，批斯大林，都是为了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有例为证。书上费了不少笔墨批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的一个领导人。原写作组的大头目并下令在书的附注中为此人立一小传，特别注明他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这个头目同时又组织人写一篇此人的小传，打算登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为什么忽然对这个人发生这样大的兴趣呢？乍一看来，是借批他来批斯大林。但这还是表面现象。原写作组的二头目交了底，他说：“这篇小传要写清楚点，戳戳他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原来，“批外修”，批斯大林，都是为了“戳戳”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除了这种影射攻击，书上还按照张春桥的黑批示，疯狂地对邓小平同志直接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捏造中伤，栽赃诬陷，丧心病狂地把邓小平同志比作“托、布”，同“刘、林”相提并论，真是狠毒之极。即使这样，原写作组的大头目还嫌“太零碎了”，要求更“突出”。书上还大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攻击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令人发指的是，这个大头目竟然把“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首先“发难”的黑讲话拿去，责令成段成段地抄进书里。二头目说，这样作是“针对现在还在台上的人”的，把罪恶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按照张春桥这个黑批示和其后的黑指示，这本书还诬蔑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受斯大林“修正主义影响”的“民主派”，而且至今都还没有“从民主革命”走出来，从而成了“走资派”，成了“党内资产阶级”。黑批示说什么“帮助干部”云云，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要对我们党的老干部“动大手术”，统统打倒，实行“改朝换代”。原写作组的大头目唯恐读者对张春桥的黑话不能领悟，要求书上把这个反革命目的讲得明白再明白，单刀直入地“触及时事”，以免这些“重要的话淹没在陈词滥调之中”。
由此可见，这样一本以所谓“分析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为任务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是一本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四人帮”组织编写的这本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它，使自己从反面受到教育，进一步认清“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提高识别反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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