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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1-24 00:00 |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
上海市教育局批判组
一九七一年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费尽心机，施展各种卑鄙的手段，炮制了“两个估计”。几年来，“两个估计”犹如两根棍子，随时打在革命的老干部、老前辈身上，打在知识分子身上，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精神枷锁，给教育战线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我们要彻底批判这两个反革命的“估计”。
一、“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炮制“两个估计”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早就为“两个估计”造舆论，定调子。一九六九年六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人马，精心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全盘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取得的成就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把这个所谓《纲要》印发到基层，作为“法规”，强令执行，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跑到上海师大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解放后的教育，“本质的东西仍然是培养资本主义的接班人，是培养复辟资本主义的成员”。污蔑教育战线“自始至终，就是从头到尾，……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叫嚣“要改变路线，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权”，明目张胆地为改朝换代、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这些黑货，引起了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多次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为此，张春桥十分恼火，同年十二月下旬，他在市党代表学习班上恶狠狠地质问说：“至于十七年，我们哪里占领过？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我们也未占领。什么红线、黑线，无非是想得出‘我是比较好的’的结论，这是为个人辩护，但这种思想代表了相当的势力”，“不要说‘彻头彻尾’，说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张春桥同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进行了一次谈话，为炮制“两个估计”进一步定下调子。那个余党对张说：十七年的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张春桥说：“这条战线与其他战线有共同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与工农战线不同，还有什么争论的。”在谈到教师队伍问题时，张春桥说：“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那个余党给张出谋划策，叫嚷什么“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要想办法展开讨论一下，对知识分子要在批判、斗争、改造、教改的实践中使用他们。要拿出反面教员来批判，不敢教的先批了再教。”张春桥还授意那个余党：“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为了“讲清楚”，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的上海组，在会议前进行了“统一思想”。“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讨论十七年，不仅是为了对过去作个结论，而且对今后教育革命指出方向，是彻底革命还是改良主义！”这样，“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上述黑话，就被带到会议上，成了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二、割裂、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内外串连，大搞特务活动。
会议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大搞反革命两面派以及各种特务活动，封锁、歪曲和公开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两个估计”的黑货强加给大会，完全搞乱了教育战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上，“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首先抛出了所谓“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他根据“四人帮”一贯玩弄的阴谋手法，形而上学地割裂毛主席的指示，布置上海代表要特别强调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等等几段话，来为他们的反动观点进行辩护。
会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外宾的一次谈话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讲话，“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明从暗顶。张春桥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写一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有抵制和斗争的，这样写总行了吧！”“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非但不组织上海组学习领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反而歪曲周总理的指示，为自己涂脂抹粉。
周培源同志针对陈伯达的破坏，在会上讲话，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能批判。在“四人帮”上海的余党指使下，上海去的一个工作人员立即要进行“批判”，后因“四人帮”一伙怕过于暴露而被迫停止。
会议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安插了四个联络员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搞情报工作。上海组是一个地区的代表，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却向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和工作人员布置任务，去搜集兄弟省市的情况。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把联络员找到自己的房间里，分析有关省市的动态。情报收集到以后，再向王洪文汇报，听取“指示”。
会议期间，“四人帮”及其余党还内外串连，秘密策划。当时，王洪文等人正在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他们违反会议纪律，偷偷跑到前门饭店，为其余党鼓气，临走时却又做贼心虚地说：“你们不要说我们来过。”
整个会议期间，他们还大肆散发“四人帮”的黑文章、黑讲话，其中有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的《上海理工科教育座谈会纪要》。这些都被他们作为基本学习文件。
三、封锁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吹捧“四人帮”，拚命推销“两个估计”。
会议结束后，怎样传达会议精神，“四人帮”及其余党也玩弄了种种花招。他们策划由“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出面，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抛出了《会议的汇报提纲》，同时下达了黑指示：“传达要以会议文件为准，首长（“四人帮”）指示精神穿插起来讲。”传达中，他们连篇累牍地吹捧“四人帮”。据统计，单是吹捧张、姚的地方就有十一处之多。传达说：“七月九日起由春桥主持对第十三稿进行修改，文元作了几处重要修改”。他们还宣扬说，“整个第一段是张春桥搞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摘引了若干段落，以示说明。
相反，对于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两次重要讲话，“四人帮”的余党却以种种借口，加以封锁，不作传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才第一次知道周总理在全教会上有过重要讲话。
传达时，为了替“两个估计”提供根据，他们还列举了大量十七年的所谓“黑线专政”的“典型”例子，极力丑化教育战线，丑化知识分子，把教师全部说成是“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脚底下，专门研究‘苍蝇有几根胡子’、‘蚊子翅膀上有几道纹’、‘林黛玉为什么喜欢吃粥’的无用之徒”，简直丑化、污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为炮制和推销所谓“两个估计”干了大量的阴谋活动，使教育战线深受其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教育战线有一些同志还心有余悸，甩不开膀子，工作中左顾右盼，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两个估计”这个精神枷锁没有砸碎。现在，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一定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尤其是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一九七一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彻底砸烂“两个估计”这个精神枷锁，肃清其流毒。我们相信，教育战线一定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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