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民和 |
1977-11-27 00:00 |
“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访作家姚雪垠
第3版()
专栏：
“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
——访作家姚雪垠
新华社记者 徐民和
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一年，我国文学园地里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就有《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和第一卷的修订再版。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激起了读者极为热烈的反响。当新华书店出售这部小说的时候，每每出现这样的盛况：消息传开，买书的人们顿时排成了长蛇阵。初版三十万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目前已有天津、上海、广西、青海、吉林、四川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社，向中国青年出版社索取纸型，准备翻印。在工厂、农村、学校、哨所，许多人争相阅读着，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有的人甚至不避繁难，珍爱地手抄一册。一部小说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在“四人帮”独霸文坛的时候，是无法看到的。
读完一、二卷，人们不仅期待着早日看到以后的三卷，而且还很想知道：这部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作者是怎样的人？为此，记者访问了作者姚雪垠。
姚雪垠并不是文坛上的新人。早在抗战初期，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就成了第一批抗战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现在，他六十七岁，虽然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热情洋溢。在几次访问中记者感到：这位老作家真正焕发出他的艺术青春，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正如他自己所说：“虽然我早在抗战时期，就想写一部反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但那时只能是空有兴趣而不能实现。这一夙愿只有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不仅生活有了保证，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可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来认识发掘这段历史，明白写什么，怎样写，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记者第一次访问他，还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初冬，在他武汉的寓所里。那时，《李自成》第二卷完稿已经有一年多了。但是，在“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控制下，不仅书稿迟迟不能出版，而且连写作也很难继续下去。迫不得已他写信给毛主席，希望得到支持。毛主席理解作家的心情，很快就批示给以支持，这是毛主席继《创业》批示之后，又一次强调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记者那时看到，得知这一喜讯，这位老作家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啊！他激动不已地说：“没有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我这部小说是写不成的，也出不了的！一九六三年，当《李自成》第一卷出版时，我即寄呈毛主席一部，后来得知毛主席看了这部书，支持我将此书写完。由于毛主席的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受了锻炼，得以继续进行创作。”经过十多年后，正当他处于极大困难之中的时候，毛主席又指示出版《李自成》第二卷，这犹如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复苏的大地，叫他怎能不心花怒放呢？
但是，万恶的“四人帮”那时仍在禁锢着文化界。在江南的冬日里，他虽然穿着一件颇为臃肿的棉袄，戴着一顶毛线织的便帽，但坐在书房里，他似乎仍然感觉得袭人的寒意。言谈话语中，他不时流露出难隐的疑虑。但是，就是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他表现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作家难能可贵的勇敢。对于那时充斥于史学界的“影射史学”，他表示了明显的厌恶和反对。说到罗思鼎们一些反动而又荒唐的论点，他禁不住扬起长眉，愤慨针砭道：“简直是不顾及起码的史实！”对于“四人帮”唯“三突出”为是，违之者即非，致使一些作家不得不束手搁笔，他表现出坚决的不妥协。虽然他的写作还有重重困难，但是，他说：“我要紧握笔，写下去，因为这任务人民布置了！历史布置了！”
记者再次访问他，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七年春天。这时，他为第二卷作最后定稿，来北京已有一年多了。他健谈爽朗如故，但比起上次访问他时，他明显地更富朝气。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那衷心的喜悦，按捺不住地屡屡溢于言表。他说：“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我也获得了大解放。‘四人帮’的那些紧箍咒砸烂了，我的工作条件也好得多了！”
他的工作条件确实是大不相同了。党关怀他，为他配备了助手，并且为他提供方便，让他到河北、辽宁旅行了一次，以便他实地考察山海关、锦西一带的地势风貌，以及清朝政权入关前建于沈阳的故都等情形——这些都是他在以后几卷的小说中要描写的。党的关怀温暖着他，也在激励着他。他说：“我要加快步伐啊，愈是年纪大了，愈是感到对祖国的文艺事业负有历史的责任。”
十几年来，正是这种历史的责任感，鼓舞着他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尽力廓清前人的陈言谬说，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它本来的面目；正是这种历史的责任感，鼓舞着他潜心探索长篇小说的美学原理，要写出一部描绘明末清初阶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长轴画卷，歌颂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史诗，填补起“五四”以来留下的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
历史小说当然允许也应当有虚构，但即令是虚构，也当是历史上可能有的。因此，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质，姚雪垠查阅了浩繁的文献，详细地占有资料。这种艰苦细致的创作准备，在他的工作室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案头、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和平、精装书——有《明史》、《清史稿》之类所谓的“正史”，也有《绥寇纪略》、《明季北略》之类所谓的“野史”；有《明会要》、《酌中志》等记载典章制度的，也有许多方舆志、地方志……。记者拉出书架边的两个卡片柜，发现一个个抽屉里，分门别类地存放着一张张卡片，上面都是有关明末清初历史的文献摘录。一个个栏目下，往往一件史实就摘引了好几种文献，有的互相抵牾，录以备考；有的又互相补充，录以并存。看那字迹，则一律是蝇头小字，工整至极。据他助手的粗略计算，这样的卡片有一两万张之多。翻阅着这些卡片，不禁令人肃然起敬。这位老作家是何等勤谨不怠，一丝不苟啊，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钩沉刊谬，剔误抉奇，在做着怎样细致入微的工作啊！
但是，史学的研究只是工作的一半，而且对他这个小说家来说，还只是相对容易的一半。他说：“要将历史研究的成果化为小说艺术，要花费很多劳动，往往为短短几句符合人物性格和历史特点的对话，也得反复推敲，才能落笔写定。”他不无谦虚地笑了笑说：“我不曾有过‘文思如泉’，挥笔千言的时候，我从来只靠下苦功，不靠来灵感。我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功。抓今天。’”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姚雪垠的习惯是早起写作。古话说：“黎明即起”，而他却是每天凌晨三时左右即起，一直写到中午，下午则读书研究。多年来，他几乎没有节日、假日，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近些年来，他觉得迟暮将临，更是寸阴必争，有时甚至杜门谢客，埋头写作。无论酷暑寒冬，他日作不息，甚至前几年在“五·七”干校时也没有中辍过。他说：“干校过的是集体生活。为了不打扰同室五·七战友们凌晨香甜的后半觉，我用被子蒙住灯光，坚持写作。因为我觉得，这样即使每天只能写上三五百字，但也有好处：可以保持文笔一贯，不致荒疏迟钝起来。”
许多读过《李自成》的读者，常常为义军大小将领们的英雄事迹所深深感动，这并不奇怪，因为对这些古代英雄们，作者是用一支饱蘸着激情的笔来写作的。他自我解嘲似地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个人没出息，有时写着写着，禁不住为我自己所构思的情节激动得掉下眼泪来。老伴奇怪地问我：‘你是咋啦？’”很凑巧，记者也目睹过这情景。那是一个下午，竟日长谈之余，作为性急的读者，记者求他是否可以“泄露一点天机”，先给讲讲全书将怎样收结？他爽然应允了，不过又诙谐地补了一句：“我这可是要‘泄密’了！”随即他以浓重的河南口音，饶有兴味地侃侃而谈起来。记者入神地听着听着，等说到了李自成、高夫人、红娘子那一幕幕英勇悲壮的结局时，暮色苍茫中，他语声唏嘘了，最后竟潸然泪下。
人们要问：这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的老作家，对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寄予这样深挚的感情，这是从何而来的呢？他在《李自成》第一卷再版《前言》中，向千百万读者作了自白：“是解放后通过党给我的思想改造得来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溉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这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
“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说得多么中肯啊！在欣逢文艺春天来临的今天，他还要用这艺术新生命，为党的文艺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正加紧写作《李自成》的第三卷，争取到一九七九年建国三十周年时，作为献礼而出版。至于四、五两卷，准备到一九八○年写出初稿，然后修改润色，到一九八二年一起出版。如果那时我的健康还允许，我将动手写作反映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天京悲剧》。”听着他这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记者不禁又想起了他在《李自成》再版《前言》中这段话：“倘若我得享高龄，临终前我在病床上决不会回想我已经为党和祖国人民写成了什么作品，使我可以欣然自慰，而是遗憾我还有写作计划来不及付诸实践。”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作家，就是这样的壮心不已！
在结束这段访问的时候，记者请他留一点墨迹以为纪念，他欣然命笔，录了一首旧作——七律《抒怀·赠老友》：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邓林亦壮哉！
（附图片）
姚雪垠正在进行《李自成》后三卷的创作。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二十年如一日，勤谨不怠。新华社记者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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