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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庚舜 1977-11-29 00:00

学生能读杜甫诗吗?

第3版()
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学生能读杜甫诗吗?
杜甫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让青年学生读一点杜甫的作品,这本来是无需争议的。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个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能否读杜甫诗竟然成了“问题”。贵州读者的这封来信说明,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弄清是非,肃清流毒,真正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批判地继承我国和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 ——编 者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学校有一位语文教师,鉴于多年来“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学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科学知识,文学知识水平太差,许多高中学生甚至还不知道我国历史上有李白、杜甫。因此,他便在选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陈毅同志诗抄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的同时,选了杜甫的《兵车行》来教学生。可是这在我们学校中却引起了很大争论。有的同志说,选读这首诗就是“宣传战争恐怖”,“是反对人民战争”;有的说:“杜甫是儒家,他的作品不能教学生”,“《兵车行》早就批判了”等等,争执不休。
为了今后更好地引导学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澄清是非,弄清思想,请告诉我们,杜甫的作品可不可以选一些给学生阅读?
贵州罗甸边阳中学 刘继明刘继明同志:
读了你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对你校出现的新气象感到十分高兴。全面落实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加强中学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百年大计,同时,也是用实际行动来批判“四人帮”。老师们的这种革命积极性应当受到欢迎和爱护。至于因阅读某些古典文学作品而引起的争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大家的认识将不难统一。下面谈谈我个人对“杜甫的作品可不可以选给学生阅读”和如何评价《兵车行》的看法。
一、能否阅读杜甫的作品,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应当采取批判继承,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方针,因为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应当遵循这一马列主义原则来对待杜甫的作品。
中学语文课中介绍古典诗歌,唐诗是最有代表性的,而李白、杜甫又是唐代诗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领域的高峰。以杜甫而论,他不仅是唐代的伟大诗人,而且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九五八年春天,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视察成都杜甫草堂时,曾对杜诗作了是政治诗的高度评价。杜甫一生写了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好或较好的作品。它们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甚至在一些登临的作品中也渗透着他的忧国伤时的思想感情,所以被后世誉为“诗史”。当然,象杜甫这样一个生活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地主阶级下层的诗人,在其作品中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是并不奇怪的,也是应当予以批判的。但是,这种分析批判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杜甫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儒家思想影响,它的某些方面起了束缚作用,使诗人有时不能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比如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因“忠君”思想的支配而曲为唐玄宗李隆基辩解,便是一个例证。但这究竟只是局限性,不是作品的主导方面。杜甫的另外一些作品,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悲陈陶》、《春夜喜雨》等,就很难说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这些事实说明,不能笼统地把杜甫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儒家思想等同起来。
评价杜甫和其他古代作家作品,绝不能用“四人帮”“评法批儒”那一套作标准。首先,“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宣扬历史唯心论,胡说“儒法斗争”贯串古今,这纯粹是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我们应当同它划清思想界限;第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的五经也已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必读之书,唐代也不例外。因此,应把一般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与儒家区别开来;第三,“四人帮”那些“儒法斗争”的谬论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理论的。如果依了他们,就必然产生歪曲历史、割断历史的现象。象《诗经》中的一些优秀诗篇、屈原的作品、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白居易、苏轼等人的作品,都将被砍掉了;第四,以“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以“儒”、“法”划线,把“法家”绝对化,必然会导致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综上所述,“四人帮”散布的流毒必须肃清,不能任其自由泛滥。
二、让学生阅读杜甫的名篇《兵车行》是否就是“反对人民战争”呢?这不仅关系到对这篇作品的肯定或否定,而且还涉及一个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作品作具体分析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如果《兵车行》是反人民的坏作品,当然不能肯定,向学生宣扬自然是错误的。可是,要作出这样的结论,得有个前提,那就是《兵车行》本身确实存在着反人民的内容和思想。为了弄清问题,让我们把这篇作品放在产生它的历史条件下来看看吧。
《兵车行》写唐王朝对谁的战争呢?它里面提到“北防河”、“西营田”和“青海头”,似乎是写对吐蕃的战争的。但仔细看看,那是“行人”回忆“十五”、“四十”岁的过去和诗人对于往事的联想,目的恐怕在于暗示“汉皇”(借指李隆基)穷兵黩武已非一日。一般研究者认为《兵车行》是反映公元七五一年唐王朝出兵南诏的。
南诏政权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云南境内,它的出现,从历史上看,是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改变该地区的落后状态的,对促进那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作用。就这个政权的性质而言,与安禄山、史思明拥兵叛乱、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也不相同。而且我们还应看到,七五一年唐王朝与南诏的战争,并不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而是由于唐王朝政治日趋腐败,权臣与地方官吏胡作非为而引起的。具体经过如下:七五○年,由于云南太守张虔陀对南诏的欺凌勒索,南诏不满,触发了战争。张自食其果,被南诏王阁逻凤杀死。张虔陀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属官,因此,七五一年四月鲜于仲通带领大军去攻打南诏,结果是几乎全军覆灭。兵部侍郎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后,不甘心于失败,一方面为其亲信谎报战功,一方面强迫人民当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而人民“莫肯应募”,杨国忠便“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押送到军中。李白在《古风·羽檄如流星》中讽刺杨国忠、鲜于仲通的祸国殃民的同时,刻画了抓丁的惨状:“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这与杜甫在长安一带目睹的情况相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征南诏的战争,不仅不是人民拥护的,而且正是人民所反对的非正义战争。这就是《兵车行》的写作背景。
从《兵车行》的具体描写来看,杜甫是同情人民的。他慨叹人民的惨遇,伤感农村的残破,不赞成封建官府过重的剥削。尤为难得的是他突破了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缚,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最高的统治者李隆基,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这样的作品,显然属于优秀文学遗产的范畴,不能否定。当然,诗的末尾渲染古战场的阴森气氛,是其局限,但杜甫不是借以反对任何战争,因而同“反对人民战争”是联系不上的。
以上意见,有的很不成熟,有的也许有不同看法。不对之处,欢迎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吴庚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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