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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 1977-12-31 00:00

读毛主席谈诗的信

第4版()
专栏:

读毛主席谈诗的信
林默涵
我今天很兴奋地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是来学习的。首先是学习毛主席这封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其次是向同志们学习。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得到很多教益。
这些年来,我很少接触文艺。在“四人帮”控制下,有一个时期,我连报也看不到,毛主席著作也不让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我从广播中听到声讨“四人帮”的诗歌朗诵,真是激动万分。我看到很多工人同志都热心收听。诗歌引起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共鸣,如果不是空前未有,也是少有的。
我不懂诗,更不会做诗。但是,喜欢读诗。特别是毛主席的诗,——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典范。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这封信,不但告诉了我们他老人家是怎样写诗的,也给诗歌创作解决了极其重要的问题。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形式。马克思不满意他自己早年写的诗,因为那些诗在音律方面不够理想。恩格斯在论革命悲剧时,一再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一个艺术家,如果不竭力追求形式的完美,就等于给自己的作品解除武装,就起不到杀伤敌人、保卫自己的作用。诗的形式尤其重要。不论诗体怎样变化: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古体,近体,以至今天的白话体,都必须具有诗的形式。诗的形式是根据民族语言的特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发展而形成、演变和创新的,但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诗,而变成别的艺术品种了。这当然不是说形式决定内容,而是给内容以界限,使内容得到充分的展现,或者相反,使内容的展现受到束缚。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诗也不例外。叙事诗固然要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诗所抒发的也是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和“兴”是用具体事物来作比和起兴。既然如此,诗人在创作构思中,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也就是要用形象思维。当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不是互不相容的。文学艺术通过形象达到逻辑的结论,社会科学则通过逻辑的分析来使人们认识复杂纷纭的具体现象。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和科学的区别,承认它们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所起的作用的区别,又怎么能否认文艺家和科学家在从事他们的创作和研究活动时有不同的思维特点呢?
大家知道,在古代诗人中,毛主席比较称许李白、李贺的诗。这两位诗人的奔放的和奇丽的诗情,使他们很少写律诗,因为律诗的格式容易束缚思想感情。可是,毛主席写的诗(词除外),却大多是律诗,而严格的格律,并没有能够拘束他的气震山河的革命豪情。所谓“巨匠是在严格的规矩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毛主席正是如此。毛主席又指出,韩愈虽然以文为诗,但也不可全盘否定,他的某些诗还是可以的。这告诉我们应当向各种不同风格的诗人学习,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转益多师是吾师”,不拒众流,方能成其为大海。
万恶的“四人帮”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文艺创作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他们把一切对立起来,谁若讲重视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否定思想内容”;谁若讲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就说你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同他们否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也否定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这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粗制滥造,作品人物全从概念出发,千人一面,俱同木偶,只要符合他们的“帮思想”就行。否定形象思维,实际上就是否定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因为只有到生活中去观察、研究和熟悉各种人物,才能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各种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不从生活出发,就意味着文艺的死亡。“四人帮”又硬把古代诗人、作家划分为儒家、法家,给一大批诗人、作家扣上“儒家”的帽子,加以抹煞,使我国丰富灿烂的民族文艺遗产几乎濒于灭绝,真是罪不容诛。毛主席这封光辉的信,是痛击“四人帮”种种反动谬论的锐利武器。 (原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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