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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 1977-12-31 00:00

论诗遗典在

第4版()
专栏:

论诗遗典在
臧克家
毛主席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在深切的怀念与日俱增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同意《诗刊》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喜讯传来,我们是多么欣慰,多么感激呵!
这封信,主要是谈的诗歌问题,但它包括了整个文艺创作;谈的是美学问题,但所涉及的是阶级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这封信,我捧读了许多遍,思考了许多问题,把韩愈、李贺的诗集重新翻阅了。觉得这封信,含蕴深厚,溯流追源,就得考虑整个诗歌的历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现代的“今诗”和“用白话写诗”,以及新诗的形式种种问题。越学习,越觉得毛主席学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而确切。一九六一年,毛主席给我写了两封信,想约我再去谈谈诗的问题,同年年尾又来了一封信,说: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十六年后,读到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使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虽然工作繁重,但对诗歌问题,无时不在考虑、研究,给予深切的注意!我,作为一个诗歌作者,得到毛主席当面的教导,我怎能不万分激动,而又充满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呢!
首先,我们学习“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文艺创作(诗在内)上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四人帮”,都是一脉相承地站在毛主席指示的对立面。胡风之徒在他们的反动文章里,拚命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他们破嗓子大叫乱喊“到处都是生活”的反动调调……。而“四人帮”也在他们的破烂文艺旗子上打出“主题先行”,闭门造“人”,大搞“三突出”,拼凑人物与故事情节,高喊“革命”口号,从概念出发,叫嚷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等等。“四人帮”承袭胡风的衣钵,以反动的文艺观,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毛主席教导:“又诗要用形象思维”,这里边就明确的包含着文艺作者如何取得形象问题,如何对形象进行选择、概括的问题。我个人体会,觉得其中概括了作者深入战斗生活的问题,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着学习,便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从这一段重要的讲话里,可以体会到,一切创作的素材,一切人物、事物的形象,从斗争生活的实际中才可以取得,在进行创作时,才能用形象去思维。生活越深广,形象也就越丰富,在概括的时候,有所取,有所舍,有所爱,有所憎。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作家的世界观就在其中起作用。所以毛主席又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诗歌和一切文艺作品,应该是“形象思维”开出来的花朵,以它的色香动人。诗歌和一切好的文艺作品全凭它的饱含作者爱憎深情的形象去感动人,不是用理论去说服人。“四人帮”反抗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作家深入斗争生活,关起门来创造“英雄”,他们在文风、诗风方面的遗毒,至今未全消。即以诗而论,长而空的东西还不少,从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它的形象令人感奋的佳作,还不够多。
毛主席对于古典诗歌,修养深厚,见解深刻而确切。毛主席谈到的赋、比、兴,这是二千多年前《诗经》里的作品所使用的三种表现手法。言外推意,也就是肯定从《诗经》开始的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毛主席喜欢李贺、李白的诗,足见对《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予以适当评价。李白、李贺的诗作,受《楚辞》影响较大,不甘受律诗的桎梏,富有创造性,艺术特色鲜明。他们的诗篇,奔放,奇崛,新颖,繁富。宋人,以散文入诗,有时理胜于情,没有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韩愈已开其端。入宋,此风大炽,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体。历代评论家对它毁誉不一。毛主席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毛主席对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宋人也并不一笔抹杀。象梅尧臣、苏东坡、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人的集子中,可以读到以形象动人的佳作,其中也杂有毛主席所指疵的东西。毛主席对写作旧体诗,要求严格。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就说过:“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里,一方面对陈毅同志的诗作给予“大气磅礴”的很高评价,但在格律方面也指出“稍有未合”的不足。毛主席谦虚,对自己写的律诗,也不满意。对于词,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一月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过: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象工具用熟了。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又说:“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主席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是至理明言!号称律诗,就得合律,有所突破可以允许,但基本上不能逾越。直到现在,有不少同志学写旧诗,完全不按旧诗规律,而又形似,美其名曰“解放体”,有的甚至把乱格的东西,标之以“律”,期期以为不可!
毛主席谈到了“今诗”问题。我揣摩所谓“今诗”,就是今天写的旧体诗。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叶帅、董老的七律、五律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今天作旧体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就是要求今天写旧体诗,必须有新的思想、情感,新的意境和语言。不能用僻典,使它成为大众欣赏的障碍物。旧体诗,必须配合革命形势,服从斗争要求,成为时代的号角。不能把今日的旧体诗写得古香古色和过去一样。
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毛主席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在给我们指出一条遵循的路子。以前指示说:“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又说,在民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陈毅同志写过新诗,毛主席对他说:你还可以写新诗,你的胆子大,我不敢写。毛主席所以不敢写新诗,我想主要是为了新诗没有一定的形式。他老人家也说过:新诗改造最难。他念念不忘地在为着新诗的形式操心。在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里又提出了“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关联到新诗的群众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这个问题,自从新诗诞生一直到今天,六十年漫漫的长途上在摸索、寻求而仍未得到解决。从毛主席一再的指示中,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新诗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应该写成:短小,精炼,生动,活泼,象民歌,象古典诗歌,但又不是民歌,不是古典诗歌,而是吸收它们的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相对固定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承认所喜爱的一种新体诗歌。这,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特别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同志们。我们有责任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努力去试验、去实践,现在新诗的情况,是远远没有走上毛主席指示的途径的。
毛主席说,诗歌创作,“赋也可以用”,但是强调了“比”、“兴”两个方法。因为“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以形象去感动读者的。可惜的是,我看,现在诗歌创作,用“赋”的表现方法的却占着不小的比重。真情实感浅淡,只能铺述直陈,既空且长,令人生厌。现在有些新诗,象分行写的散文。实际上,比古代的一些优秀的散文也是逊色的。我们今天写新诗,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作的时候注意“形象思维”,切忌“直说”,有如散文。在形式方面,向民歌学习,使它短小精炼,容易记住,又便于吟诵。这样,才能真正使新诗深入群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挥它的战斗伟力。 (原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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