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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 1978-03-01 00:00

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

第1版()
专栏:

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
——回忆周总理
罗瑞卿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正从福州乘飞机去上海治病。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夫妇俩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噩耗!顿时陷入万分悲恸之中。
在此半年多前,我自外地回北京过建军节时,总参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总理曾向他问起把我接回来没有?并要他转告我注意身体。我随即给总理写了封信,要求去看望他。不久,邓大姐来了电话,说总理刚动手术,暂时不宜会客。她受总理的委托,详细询问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情况,并传达总理的话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还说:来日方长,要我只争朝夕,把病治好。在长期处于逆境之后,听到总理这些充满着党的温暖的话,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总理对干部向来是很关心,很重无产阶级阶级情义的。有一件事特别使我难忘:长征时,总理患伤寒病,不得不坐担架。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曾经亲自抬过总理的担架。那时因为长途跋涉,冻馁交加,无论是干部和战士,体质都已相当虚弱,抬担架是很吃力的。我那时随聂荣臻同志去看望过病中的总理,亲眼见过这种情景,知道总理是多么痛惜抬担架的同志,多次从担架上爬下来。解放后,杨立三同志逝世,总理一定要参加杨立三同志的葬礼,并且亲自抬死者的灵柩(当时还没实行火化制度)。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间的友谊,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感情——对一个在艰苦年月做过好事的同志表示敬意。现在,总理要邓大姐向我转达这些话,当然也决不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关注,而是出于革命大义,是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被剥夺了为党工作机会的老干部的关怀。许多遭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同志,从老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曾亲身感受到总理这种正义的温暖的关怀。老干部如贺龙同志,在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时,总理曾经多方保护,让他住进中南海,以防人身安全受到坏人的威胁。贺龙同志的亲属曾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我谈起这些情形。贺龙同志恢复名誉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重病到会,致悼词时是很动感情的,在场的同志无不深受感动。杨勇同志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下放期间,摔断了腿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使腿伤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总理总是处处照顾别人,而从不考虑自己。许多和总理有过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都知道:总理几乎每天都要办公办到深夜,但当他为某件事情需要找人询问或商量的时候,如非特殊紧急情况,总要秘书先问一下:要找的人睡了没有?如果睡了就不要叫醒。总理关心干部就是这样无微不至!我们的毛主席也是这样。他老人家健在时,也往往是彻夜工作的。所以,我们这些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上述习惯和不成文的规矩的同志,都交代自己的秘书:只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那里来了电话,不论夜已多深,都要叫醒自己。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经常被毛主席和周总理从电话上叫醒啊!但这已经成为永不可复得的幸福了!总理生病以后,许多同志都和我一样,希望能够去看望他。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邓大姐又来了电话,告诉我,准备安排我和总理见面。邓大姐还要我的老伴做我的工作,她自己做总理的工作,以免见面时过分激动,影响健康。结果那一次,又因为总理手术后刚刚拆线,伤口愈合情况不好,医生不同意,没有见成。但是,我们一直期待着总理康复后能够见面的日子。就在我去上海治病的时候,我们还在盼着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哪里想到,我们这个热切的愿望,一夜之间竟成了终生的遗憾!为了瞻仰总理的遗容和参加追悼周总理的活动,我匆匆中断了治疗,赶回北京。总理遗体火化那天,我们住的京西宾馆,从住所的同志到服务员,几乎全部在守候灵车。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是一样,身体不好的就倚在窗边等着。大街两旁守候灵车的群众,排成了望不到尽头的长龙。当灵车经过时,群众的哭声随着凛冽的寒风,一直传到我们住的十二层楼上。在追悼总理的大会上,当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时,那弥漫全场的由于强自压抑而显得格外沉痛的悲泣之声,更加使人肝肠欲裂!这种从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心底迸发出来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也使我在深沉的哀痛中更加怀念总理的许多高尚品德。在这里,我特别想就我所知,回述一下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在总理身上的生动体现。
凡是接触过总理的人,从总理身上得到的最深刻、最亲切的印象,是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记得就在那次邓大姐代表总理询问我的身体情况的时候,我正在请福州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治腿。这位老中医在骨科方面很有经验,许多病人经他治疗后都恢复得很好,对保障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这位老中医的医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后继无人。总理听邓大姐转述这个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给这位老中医做工作,把他的医疗经验整理出来,留给后代,为人民服务。
我再次去福州时,把总理这个指示告 诉了福建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那个同志抓了这件事,派人帮助把这位老中医的经验整理了出来。但是,在“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帮派体系大反所谓复辟、回潮的时候,这件事竟成了那个同志所谓“请隐士”的一条罪状。两相对照:总理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的疾苦,而“四人帮”及其喽罗为了篡党夺权,竟然在这样一件事情上也大作文章,颠倒黑白,乱扣帽子,真是可恶!
总理十分关心交通秩序,因为这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有一年冬天,总理听说北京市交通秩序不好,职工上下班很挤,为了实地了解交通情况,就在一个傍晚上下班的时候,亲自去乘坐公共汽车,后来又改乘电车,在北京绕了半个圈。有时开大会或去北京饭店有事,他亲自在会场和饭店前指挥交通。一次人民大会堂开会,总理去时,发现大会堂前交通秩序不怎么好,于是问: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大个”还在不在。原来,黑大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原交通队长于有福同志的外号,他在整顿交通秩序方面颇有办法。在场的人告诉总理,这个同志早已不在公安局工作了。总理指示要很快把他调回来。一个普通的干部,多年不见,总理还记得这样清楚!有些同志把这归因于总理记忆力超人,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把广大群众时刻放在心上,在日理万机的长期实践中,使自己的记忆力高度适应人民勤务员的工作要求,又怎能设想,能够这样了如指掌地熟悉干部,知人善任呢?
总理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尽可能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他外出时,向来不喜欢多带保卫人员,更不喜欢前呼后拥,因为他觉得,这样不利于联系群众。有一次,总理到外地去,保卫人员为安全起见,建议他把胡子留起来。总理不同意,说: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有一个材料,讲总理有一次看画展时看到一幅画,画面上是毛主席和朱老总在公园里散步,背景上不见游人。总理对这幅画的背景处理很不以为然,问:“难道把公园里的游人都撵走了?”这个问号,多么发人深省啊!说到这里,我进一步想到有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件事情:我在公安部工作时,有一次,毛主席外出,我考虑到安全问题,派出了一辆前导车开路。主席知道后,批评说:你们这样搞,不是要让我脱离群众吗?为这事,毛主席在一年时间里批了我多次,为了促使我注意,批评得很尖锐,很深刻。我觉得批得很对,所以心里也很舒服。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作风,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模范作用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总理在联系群众方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平易近人,一是周到细致。我亲自接触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九六○年年底,中央决定我随总理和陈毅同志访问缅甸。为了开展工作,需要张茜同志和郝治平同志以夫人身份随同出访。当时,郝治平同志不大习惯于以这种身份出国活动。一天,她忽然接到总理直接打来的电话。总理问:“听说你当夫人,有点思想问题呀?”郝治平同志惊奇地反问:“您怎么知道的?”总理风趣地说:“我是代表团团长嘛,还能不知道?”接着就给郝治平同志做工作:“当夫人,也是工作,不能小看。这也是个锻炼,见见世面嘛。邓大姐身体不爽,要不,这次也去。”最后还特别交代她要准备一下出国穿的衣服。邓大姐还把她自己的一件衣服派人送了来,要郝治平同志改一改,带着出国。
密切联系群众,不仅仅是个作风问题,它是和路线问题紧密相联的。我常常想: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为什么能够坚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识别和抵制林彪、“四人帮”的阴谋和倒行逆施?总理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可以从他身上找出多种因素,但是我总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所以就能够正确反映群众的情绪,正确集中群众的意见,从而对客观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和估价。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实际上,总理早就是反对这个谬论的。比如,砸烂公检法问题,总理一直持反对态度。毛主席说过:有人说北京市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我们怎么能在北京呆这么长时间?有人说,浙江公安机关烂了,我去杭州住过多次,也没出什么事,这怎么解释?总理不顾有些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受林彪、“四人帮”毒害太深的人的反对,坚持传达了毛主席这些话,坚持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一九七一年,总理在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指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全国,在公安战线始终占统治地位,不然怎么会有今天?有人说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理这些话,代表了广大公安战士的意见,反映了公安战线的实际。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保护了许多革命老干部,也必须说,这不仅是出于和老干部在长期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感情,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在干部问题上坚持了十七年红线主导的科学估计。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总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特点之一,是他的言行一致精神。他从很早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之后,就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甘心做一名毛主席的助手,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从遵义会议起,在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总理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遵义会议结束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总理在这个转折关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会理会议上,他坚决反对了林彪要夺毛主席的军权、让彭德怀上台指挥的叫嚣。在反对张国焘分裂路线的斗争中,他始终紧紧地和毛主席站在一起,所以,张国焘把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做主要的攻击目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因此,毛主席一直十分信任和器重总理,而反党头子们几乎都对总理造谣中伤,施展反对他的种种阴谋。解放初期,我就听到毛主席讲过:“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但是高岗却极力反对。一九六四年十三陵军事检阅时,在一次会前乘车途中,我亲自听毛主席讲过,高岗跑到主席那里讲总理的坏话,挑拨说,周恩来不能当总理,应该让别人来当。这个“别人”实际上就是高岗自己。主席驳斥他说:“那怎么行呀!我看他(指周总理)当得很好嘛!”随后,在那次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及此事,说:“我刚才在车上对罗瑞卿说这件事,他还不知道哩!”刘少奇也是反对总理的,在背后散布过对总理的流言蜚语。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对总理更是恨之入骨。敌人的反对,恰恰证明了,周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协助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各条战线实际的最好的助手。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周总理也是全党的楷模。他向来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对于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循循善诱,使人心服口服,从来不乱扣帽子。发现了批评的事实不确,都要努力核对。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那样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而是经常讲自己的缺点、错误,用以警惕全党,正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有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帮助,又可给同志以借鉴。”延安整风时,他严格实行了自我批评,更加获得了全党的信任。就是在民主人士面前,他也同样严于解剖自己,光明磊落,真是无事不可对人言。他是我们党和国家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从来不允许把他个人的作用,同党的作用、群众的作用分割开来。他经常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处处注意突出毛主席的作用和毛主席的领袖地位。一九六一年九月,总理在南昌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一再强调要突出宣传毛主席,宣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宣传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关于南昌起义,他只字不谈自己,而是指示:要宣传朱德同志、贺龙同志、叶挺同志、刘伯承同志和陈毅同志。一九五五年,总理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后回到广州,在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发现馆内陈列的他的像片比别的教员的像片大一些,就委托邓颖超同志转告馆内工作人员,要把他的像片缩小到和别的教员的像片一样大。总理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他从不允许为他自己建立纪念馆,不允许任何地方把他住过的旧居开放展出。江苏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我在江苏看地形时曾去淮安看过总理的旧居,听淮安县的同志讲,他们多次提出要在那里为总理修个纪念馆,总理不但不同意,而且一再严肃地叮嘱他们:一定要把他的旧居拆了盖工厂或者分给大家住,并叫淮安县委检查此事落实情况,向他汇报。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难道掩盖了周总理的英名吗?没有!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难道削弱了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吗?没有!相反,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正是从这些地方,更加感到我们的总理可亲可敬。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更加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认识,所拥戴。我们一些老同志在一起交谈时都深深感到: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设想没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设想没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正是周总理坚持按照毛主席倡导的三大作风,言传身教,努力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才大大减少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造成的破坏,为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特有的重大作用。
敬爱的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建树的伟大功勋,已经有口皆碑,载入史册。正是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象周总理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斗争的非凡经历给了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各条战线实际的非凡的智慧。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给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彻底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给了他光明磊落的伟大胸怀。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给了他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我们只有从这些根本性的方面,才能理解:为什么党的三大作风在周总理身上能够有这样鲜明突出的模范的体现。
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三大作风被他们践踏。他们搞的是理论脱离实际,自我扩张;是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上面耍笑脸,脚下使绊子;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愚弄群众,强奸民意,草菅人命;是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哗众取宠,招摇撞骗。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就痛斥过的“偷、装、吹”,又在这些反党头子身上死灰复燃。他们刮起的这股歪风邪气,流毒是很深的。有的人是嘴巴和手脚相脱离,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有的人养尊处优,心里根本没有群众;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自己“走麦城”,吹吹拍拍,假话连篇。这些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像前面,应该脸红。肃清这股歪风邪气,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我们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作风上,周总理的毕生实践,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拨乱反正的生动教材。今天,正当我们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会议上号召: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向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大步前进。一切热爱周总理的同志,都应该珍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把闪射着三大作风光芒的周总理的美德,引为自己学习的光辉榜样。
(《解放军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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