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衍 |
1978-03-02 00:00 |
巨星永放光芒——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第2版()
专栏：
巨星永放光芒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夏衍
今年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诞辰八十周年。在今天，正当华主席率领我们开始新的长征，正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胜利举行的时刻，要是他能和我们在一起，这将是多么高兴的事啊！他离开我们两年了，可是，当我们看到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件件鼓舞人心的喜事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听到我们总理爽朗的笑声。
凝视着周总理的遗像，心事如潮，想起了几十年的往事。
早在二十年代，我就熟悉和仰慕周恩来这个响亮而伟大的名字，可是得到机会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则是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那时，上海快沦陷了，我正打算留在那个当时被叫做孤岛的城市，可是总理给我的任务却是到广州去办报。他说：“你的工作是办报和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在上海十年，主要是搞文艺和电影，对这两项新的任务，不自禁地面有难色。总理笑了，“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么？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当时，我参加革命虽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竟是那样的幼稚无知，连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不很了解。总理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指示我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党要求你去做宣传和统战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困难不要怕，困难会使你得到锻炼。
一九三八年初，我到广州复刊了《救亡日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许多难于掌握的问题。四月下旬，我带了许多自己认为很难处理的问题，到武汉去向周总理请示。在一个初夏的闷热的下午，总理和我谈了近四个小时。他详细地问了报社的情况，报纸的销数，以及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这张报纸的看法和态度之后，问我：“你们的报销八千份，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你不是说和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不肯给你们写文章么？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象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象《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象《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事隔四十年了，但这一段话对我是毕生难忘的教诲。
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工作了四年。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翌年四月我到了重庆。当我向总理汇报了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后，他特别关心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的安全和健康。当他知道了邹韬奋已经决定要去华东解放区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当然我们不能勉强他，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国统区工作的。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身负南方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重责的周总理的辛劳，是不难想象的。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和民主党派人士或国际友人谈话到午夜甚至黎明，不会抽烟的他，有时也点上一支烟来振作精神。尽管这样，他还是挤出时间和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界的朋友保持经常的联系。当时，到曾家岩和红岩来和总理见面是有困难的，对有些人甚至是有危险的，为此，总理常常在天官府郭沫若同志的家里邀请一些党和非党的朋友举行茶会或便餐。参加这种集会的人，少则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名单都是总理亲自拟定的。有一次，总理到郭宅的时候，发现漏邀了一个人，便对我和另一个负责通知的人进行了批评：你们该知道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吧，在你们，可能认为这只是无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对方，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有意的疏远，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斗争微妙复杂的时候。说完，他就派车去把这位朋友接来，并亲自对他表示了歉意。总理待人接物的周到细致，事无大小，坚决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特别使我永志不忘的是，有一次重庆民主党派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调动军队进攻边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这件事是民盟和无党派人士发起，总理同意了的。一天晚上，当负责协助这一签名运动的党内干部向总理汇报的时候，对一个平时和我们很接近的人表示不愿签名，讲了一些不满和带讥诮性的话。总理严肃地站起来说，这样讲不对，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首先要替对方想一想，你以为签一个名很简单，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大事。要求别人表态，一定要替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而加以嘲讽，那就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接着，总理又耐心地对“设身处地”这四个字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勉强他吗？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他着重指出：不能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又有各种不同的处境。毛主席要求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这是党的基本政策。当然，在原则问题上，在关系到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一丝一毫也不能迁就的。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思想，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和批评也不同于党内的斗争和批评，要以诤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这次汇报本来是预计一小时可以谈完的，但结果是继续了两个多小时。总理的态度很严肃，批评很尖锐，但在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受到启发，象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九四六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共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周总理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愤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地说：“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这时，总理不仅生气了，而且可以说是暴怒了。他说，你们爱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可是，当这个人讷讷地承认了错误，和另一个年迈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匆忙地赶到马歇尔总部去撤回这个“方案”时，人们看到总理的眼眶里是带着激动的泪水的。这是他个人的一时的激怒吗？不，这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以斗争求团结这一伟大策略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这一怒而保持了我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正因为这一怒而使民主党派内部的正气得到了伸张。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而要团结，就必须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总理是最善于团结人的，他团结了干部，团结了民主党派，团结了知识分子，团结了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团结了世界五大洲的许多朋友。任何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到总理对他们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他又很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及时地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这是一种真正的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而进行的批评。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对毛主席亲自制定而由周总理忠实执行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千方百计地进行诬蔑、打击和破坏。他们残酷地迫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国外归侨……可是我们的党是强大的。在他们恶贯满盈、天怒人怨的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批不齿于人类的叛徒、特务永远地、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三月五日这个为八亿人民衷心牢记的纪念日，正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胜利召开，全国各族人民喜气洋洋的日子，周总理为之尽瘁一生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重新得到了贯彻执行。
两年前，在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不少外国报刊都用了“巨星陨落”这一类标题。但是我认为这颗巨星是永远不会陨落的，如日月经天，他将继续发出光芒，指引和鼓舞八亿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向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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