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

第3版()
专栏：

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
徐占焜
“四人帮”不但有造谣手段，而且有造谣“理论”。“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就是“四人帮”的“造谣有理”论。
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根据林彪的这个哲学，曾经出现一幅井冈山会师的画，画面中心是毛主席和林彪握手。一九二八年四月，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是中外皆知的历史事实。但是，林彪的那伙死党，为了给林彪树碑立传，就把林彪抬出来代替朱总司令，美其名曰“路线会师”！“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把林彪这个造谣哲学加以理论化，叫做“事实服从路线需要”。
新闻报道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一样，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而客观事实才是第一性的。新闻只能来源于客观存在的事实。事实是新闻的基础。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实，但决不能任意改变客观事实。而“四人帮”的“事实服从路线需要”，就是根据他们反革命的主观意图，任意捏造事实，想圆就圆，想方就方，完全颠倒了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唯心论。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需要”在云南培植一个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于是物色了一个从上海去云南的青年，树为“知识青年的榜样”。事实上这个人不是党员，但姚文元需要这个人是党员。他看了上海派去的写作班子代这个人写的体会文章后说：“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姚文元一句话，文章里就写上了“最近，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靠十一个电话在九小时内把这个人突击入了党！这个假典型之所以假，还不仅仅是这个人没有入党就先在文章里写成是党员；实际上，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知识青年的榜样”，根本够不上党员的条件。
应该说，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赤裸裸的造谣，还是比较容易识破的。“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利用新闻报道对事实的选择来说假话。这种手法更能欺骗群众，也更为恶劣。按照这个理论，凡是不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实，即使是大量存在，也舍而不取。反之，凡是他们需要的，即使是个别的、不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也要大肆宣传。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记者在新闻里写了北京市百万人民泪洒几十里长街送灵车的场面，姚文元看了，一字不剩地统统删掉。相反地，在“四人帮”另搞一套的时候，几个张铁生之类的小丑嚎叫一通，“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就捧场叫好，硬说这是什么“群众”的意见。
任何阶级写新闻报道，都不是有闻必录，都要有所选择。而实际生活是复杂的。要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两个事例，来证明某个思想、观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对待事实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列宁有一段极为精采的论述：“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在大造反革命舆论方面，比起列宁讲的那种“连儿戏也不如”来，又等而下之了。因为他们并非无意地、不慎地随便挑选出一两件事实，而是蓄意地、精心地挑选“事实”，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寻找“根据”。这就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四人帮”为了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当然，要在实际生活中寻找个别老干部变坏的实例，也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四人帮”却断言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百分之七、八十都要变，甚至说是一条“规律”。这就成了天大的谎言。
“四人帮”把造谣说成是“路线的需要”、“阶级的需要”。什么阶级、什么样的路线才需要造谣呢？只有没落的剥削阶级以及他们的反动路线才需要造谣。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讲真话，就等于打倒他们自己。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一致的，它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来自人民群众，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新闻的阶级性和真实性是一致的。无产阶级新闻当然要服从路线的需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是，决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捏造事实。为了某种政治利益的需要，歪曲事实真相，这不是无产阶级政治。用说假话的办法去宣传党的路线，只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败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