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友谊史话

第6版()
专栏：

中泰友谊史话
启宇
中国和泰国，既是近邻，又是亲戚。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远在西汉武帝年间（公元前一四○年至公元前八七年），中国同泰国地区就有使节往来。两国之间航路的开辟和民间贸易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
三国时期，吴国官员朱应、康太出访东南亚回国后，曾在著作中提到当时泰国中部的金邻（金陈）国，并描述那里的人民善于猎象和驯象。
南北朝至隋唐年间，泰国中部的堕罗钵底等国，均先后派遣使者携带象牙、香料等礼品访问过中国。隋朝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中国也第一次正式派使节访问泰国地区。
到了宋代，中泰间不断有商船往返。许多中国人从广东、福建泛海到泰国经商和留居。当时泰国中部的罗斛国派出访问中国的使节，也是沿着这条航线到福建泉州登岸的。公元一一五五年（南宋绍兴二十五年）罗斛国赠送的大象，是中国得自泰国地区的第一头象。
元朝曾经三次遣使前往泰国的素可泰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暹国），素可泰王国的使节来到中国有九次。明朝先后十九次派出使节访问阿瑜陀耶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暹罗国），而后者派使节来中国共达一百零二次，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一百九十六年里，泰国使节也来过中国四十次。在这些粗略的统计数字中，包含着两国关系的丰富内容。
那时候，中泰两国间的交通主要靠木帆船，往来一次很不容易。如泰国使节来中国，首先要等候五六月间刮南风，才能自湄南河入海行船。即使途中航行顺利，也须四五十天才可到达广州。进入北京（一三七一年至一四二一年间是去南京）常常已在深秋之后了。泰国使节在中国首都的拜会、赠礼、宴会、游览等活动进行完毕，即去广州，等候每年十一、十二月开始的北风，然后扬帆归国。这样往返一次，一般要一年多的时间。在当时艰难的交通条件下，两国能有如此频繁的友好交往，足以证明两国关系很密切。
明清两代，中泰之间的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华侨在泰国经商和做工的日益增多。两国人民互通有无，不断加深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当时中国向泰国提供的货物主要有瓷器、铜器和丝织品。泰国向中国出口的则是大米、胡椒、降香以及作染料和药材用的苏木等。明、清时代常常对泰国商品给予免税的优待。由于贸易兴旺，乾隆初年清朝还在广州设立“本港行”（官设牙行），专门办理对泰国的贸易、税务事项。
在此期间，两国也进行了科学技术交流。明朝初年，中国曾两次向泰国赠送大统历，并应泰国的要求提供了中国的标准衡量器具。而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泰国则向中国赠送了泰国人民精心培育的水稻和果树良种。
两国交往日趋密切，自然需要更多的译员。明朝从一五一五年（正德十年）起，开始聘请泰国使节的“通事”（译员）暂留中国讲授泰文。一五七七年，又有泰国使节的随员渥文源等人应聘为教师。次年十月，明王朝在专门从事学习和翻译我国边疆少数民族以及某些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中，增设了“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十人入馆向渥文源等教师学习泰文。现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暹罗馆译语》，既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泰汉辞典，又是明清时期中泰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泰国人民十分重视中国文化。早在十四世纪末叶，第一批泰国学生就不远数千里来到明朝的国子监（最高学府），“入监读书”。一八○二年泰国翻译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受到泰国人民的欢迎。
明清以来，又有不少中国人移居泰国，同泰国人民友好相处，在中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增添了亲戚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中泰两国之间的往来曾一度中断。但是，实现中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九七五年六月底，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当时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先生前来我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克立总理会见了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在中泰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