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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1978-06-18 00:00

悲痛的怀念

第2版()
专栏:

悲痛的怀念
周扬
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诗人、学者和剧作家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科学、文化战线上的同志们尤为失去了自己尊敬的前辈和卓越的领导者而感到万分悲痛。
郭老病重期间,正值全国“文联”举行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非常关怀郭老的病情,都想去探望,因医院谢绝而未能如愿。六月三日早晨,郭老秘书王庭芳同志来电话说,郭老一早醒来就问到我,很关心这个会议,想要我去看看他。我立刻赶到北京医院,一进病房,看见老人消瘦的病躯仰坐在沙发上,不觉一阵心酸,陪伴我去的苏灵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郭老似乎没有十分留意,他朝我们微微笑了,显得那么平静、安详,而且有精神。据王庭芳同志说,今天郭老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来所未有的。我们都很高兴,就象在阴霾笼罩之中忽见天边闪亮,我们心头立刻浮现一个可喜的念头:这位坚强老人的旺盛生命力许会战胜病魔,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他将和大家一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上新的征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奋斗。我们是多么渴望着郭老长寿又长寿啊!我们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郭老这时虽然说话比较困难,但因为心情愉快,还是非常亲热地谈了不少话。
我向他转达了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他早日康复的热切心情,也向他反映了“文联”会议上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热烈情景,以及同志们为拨乱反正,承前启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下定的决心。郭老听了很高兴,他再三要我向同志们致意和问候,郭老还说,他因病不能出席会议,失去了一个向大家学习的好机会,感到遗憾。人们知道,郭老也遭受过“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这伙害人虫特别借批林批孔为名,在精神上折磨他,纠缠他,但郭老屹然不为所动,而当“四人帮”在他面前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时,郭老洞烛其奸,横眉冷对,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度的政治警惕。郭老的心是和会议的情绪完全一致的。
我对郭老说,同志们、朋友们对他的关怀,是出自对他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他和伟大的鲁迅一道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又是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的众所推崇的领导者。我在心中回想起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我想起了郭沫若同志的第一个诗集《女神》,这些热情漾溢的诗篇开创了一代革命诗风。他的有名的《凤凰涅槃》预告了旧世界、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世界、新中国的诞生。“涅槃”不是寂灭,而是新生,是经过剧痛和死亡的新生,这首诗充满了辩证的哲理,热烈的幻想,对自己祖国的眷恋之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光明理想。我告诉郭老,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他的诗歌的忠实读者,也是他所创办的《创造》等刊物的热心的读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年代,我们的诗人不能再以写诗为满足,他毅然投笔从戎,在北伐战争中担负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当“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和反革命正处于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郭沫若同志挥笔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那篇传诵一时的革命檄文,这也可以说是我国二十年代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它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这个大叛徒、大卖国贼、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的嘴脸,划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勇气。
我告诉郭老,他的这篇讨蒋的革命檄文,在我年青的心灵上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共鸣。他参加了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亡命日本。当时我听不到郭老的消息,日夜担心他的安危,每天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探索他的行踪。一个和他素不相识的青年,竟会对他如此关怀,如此深情厚谊,事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这也足见我们的革命诗人在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中的影响之大,他的作品感人之深。我在和郭老相交往的四十年中间,从未对他说过我青年时代对他的这种崇敬之情,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我却忍不住把这种感情告诉了他。
我思量着郭老的革命的一生,和他对革命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他的事迹一幕一幕地在我脑中闪过。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他和他的“创造社”的老战友们,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勇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中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引导他们走向革命。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就在亡命日本期间,郭沫若同志也没有停止他的革命活动。他在殷墟文字的研究上做出了使日本友人为之叹服的出色成绩。但他的真正兴趣并不在此。他所日夜思念和关心的是多难的祖国的命运,他和国内的左翼文化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爆发以后,他回到了祖国。抗战期间,他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发展抗日的革命的文化,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勇敢地对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写出了有名的剧作《屈原》。在这位古代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中,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面影。屈原抨击楚国统治者残民媚外的反动政策,也是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申斥和抗议。这个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在当时国统区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又写了论述李自成失败原因的著名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主席高度称赞,并把它规定为全党阅读的文件。全国解放后,郭老主持了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工作。他在公余之暇,还创作了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热情的大量诗文和新历史剧。同时他配合国际斗争,也写了不少歌颂各国人民团结友好和反帝反霸反修的诗篇。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活动也是多方面的。他的功绩是巨大的。我们许多人都是他的晚辈、学生,都拜受过他的教益。而郭老却总是谦虚地说他工作得太少了,他没有作出多大成绩。
去年,我有一次去看郭老,谈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中间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我说我们不少人都是从艰难曲折的道路走过来的,累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郭老希望我们来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这次谈话,他又表示了同样的希望。
我们在谈话中,偶然谈到了歌德。我想起恩格斯曾经把歌德比喻为奥林普斯之神,我面前的这位老人不也可以比作泰山之神吗?两个文化巨人确有相似之处。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郭老在这次谈话中,特别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自然科学。他对华主席和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是十分拥护的。但是比拟总是不能完全切合的,郭老和歌德到底不同。我对郭老说,您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我的话微笑了。郭老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就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
我和郭老这一次谈话,想不到竟成为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到十二日上午我再去看望郭老的时候,他已在弥留之际,不能言语了。他的遗言犹在我耳边萦回,我将永远铭记。
于立群同志告诉我,郭老在昏迷状态中还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教导,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无限的信任和拥护。
我们一定要学习郭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对敌狠、对己和的敌我分明的立场。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一生勤奋,在学术和艺术上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作风。
现在郭老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不朽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排除一切困难,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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