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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06-27 00:00

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榜样——深切悼念敬爱的郭沫若同志

第3版()
专栏:

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榜样
——深切悼念敬爱的郭沫若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从一九五四年建所以来,郭沫若同志一直兼任我们所的所长。为了用毛泽东思想办好历史研究所,他花费了不少心血。郭沫若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历史研究所的全体同志深切地感到失去了一位好所长,好导师。
和郭老初次见面的同志,开始总不免感到有点拘束。但当他来到同志们中间,那慈祥和蔼的笑貌,风趣横生的谈话,顷刻间就把同志们原有的拘束完全消除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他看到同志们正在写大字报,马上和同志们一起铺好纸,提起笔也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国史料汗牛充栋,实在应该集中力量,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整理。但不要忘记:我们除研究历史之外,还有创造历史的责任。”他在我们中间,不论是同老专家或同青年同志,总是象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古器物的鉴定,古文字的释义,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重要史实的考订,历史人物的评价,古籍的整理。一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一代史学大师,那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郭老作为史学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从他进入史学阵地的那一天起,就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他不得不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他开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一九二九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的过去怎样?中国的未来怎样?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怎样?这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国思想界注意的中心。一批反动知识分子断言中国古代没有奴隶制社会,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不合中国国情,从而取消中国革命。为了揭露这批反动知识分子的谰言,郭沫若同志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且首创地运用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指出中国的古代社会也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前进的,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给那些胡诌“我们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反动知识分子以当头棒喝:“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揭露了反动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
四十年代在重庆,郭沫若同志忙于抗日宣传之余,写了大量的史学论文和历史剧。其中许多作品,论古道今,矛头直指假抗日真反共的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寓意之深,作者和读者是心心相印的。蒋介石的文化特务也明白,但又无可奈何。这是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国民党统治区不得已而采用的特殊的斗争手段,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至于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郭沫若同志则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突出的例子是对秦始皇的评价。郭老在四十年代的论文和剧作中对秦始皇都是否定的。作出这种评价的背景是当时报刊上登了一些别有用心地吹捧秦始皇的文章,郭老一针见血地指出:“歌颂嬴政,有意阿世。”原来那些反动文章吹捧秦始皇,意在美化蒋介石。为了对这些反动文人进行反击,郭老把秦始皇写成了法西斯暴君型的人物,这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战斗的产物。到了五十年代,郭老便把这个观点改过来了,恢复了秦始皇的历史地位,给予他一个科学的评价。他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说:“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延安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中,对郭老在重庆时期所写的史论和史剧给予巨大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郭老的精神确实没有白费,那个时期他的史论史剧有许多优秀作品,成了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赢得了国际文化界人士的赞扬。
在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同志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主编一部中国历史作为干部读物。工作一开始,郭沫若同志就要求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务必谦虚谨慎,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除古代史分期问题采纳他的观点外,其它学术上的见解,应尽量吸收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二十年来他一直强调这一点,并且以身作则,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在他自己的著述活动中,不论是对老专家或青年同志,只要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他都非常重视,甚至登门拜访。并且在著作中写明,某某问题是向谁请教了的,某某问题采纳了谁的意见,某某问题是经过谁的指正而修改了自己原来的看法。郭沫若同志始终保持着这种虚心好学、集思广益的好作风。他决定将他所主编的这部中国历史采用《中国史稿》这个书名,就包含着不断前进、反对固步自封的意思。他说:这只是作为一部中国通史的稿本,不断地征求意见,不断地进行修改。他始终把这部书当作史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且“希望进一步集合全国史学界的力量来加以琢磨,使它能够成为比较可以满意的定本。”他自己在审读初稿时,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不放过,逐字逐句把意见写下来,或批注在稿本上。他从不以主编的身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编写组,总是很谦逊地说:“就注意所及,想初步提出一些意见,供编写组的同志们参考。”他这种谦虚严谨的好作风,给史稿组也给全所的同志们树立了好榜样。一直到重病期间,他还关怀着这项任务的完成。从图版、年表、地图一直到版式、开本、字号,他都亲自过问。
在主编《中国史稿》的同时,郭沫若同志还领导了《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二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的进度和质量。他经常指示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指出某处某人收藏若干片甲骨要注意收集,某某书刊上有新的见解要注意吸收。对于甲骨文研究中的不同见解,他总是虚心听取,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次他对编辑组的同志说:“我认为甲骨(指晚期)里面没有妣戊。如果你们从这几万片甲骨中发现有妣戊,找出来我的结论就破产了。希望能找出来,找出来我也很高兴。”
郭老对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对老专家的工作和生活,一向给予热情的关怀。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同志写信或寄稿子给他,对他的学术见解提出不同看法,他都亲自披阅,写得好的稿子他还推荐给报刊发表。这种奖掖后进,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学者的光辉榜样。历史所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写了一篇颇有创新见解的文章给一个学术刊物,当这个学术刊物退稿后,他直接寄给了郭老。郭老满腔热情地看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的习作,帮他改正错别字,并推荐给《历史研究》,于一九六四年第五六期合刊号上发表了。一九六○年根据郭老的指示,历史所和近代史所几个青年组成了一个研究太平天国的小组。郭老鼓励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探索,勇于创新。他谆谆教导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先把太平天国的史料加以收集和整理,并再三叮嘱要注意做史料的考订和辨伪工作。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老专家被“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郭老出于对老专家的关怀,他顶着“四人帮”对他的严重迫害,不顾自己身患重病,还托人捎口信给历史所的一位老专家,嘱咐他两句话:要抓紧时间整理旧作出版,要努力培养接班人。这位老专家得到这个口信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青年同志为郭老对接班人的亲切关怀而受到极大的鼓舞。在“四人帮”的帽子棍子漫天飞舞的时候,郭老捎来的口信,有特别深刻的含意。这不是普通的两句话。它对受压抑的科研人员,是春风,是及时雨,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温暖了历史所每一个同志的心。对“四人帮”及其爪牙则是闪电,是霹雳,用尖锐简明的语言揭露了他们摧残党的科学事业的丑恶嘴脸。这充分表现了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家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充分表现了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不怕鬼、不信邪、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的一贯的战斗风格。
郭沫若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崇高形象,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榜样的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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