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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06-28 00:00

评“四人帮”的极“左”

第3版()
专栏:

评“四人帮”的极“左”
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
“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其表现形式,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四人帮”之具有极右的表现形式,是合乎规律的,因为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把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但是,“四人帮”的本意,是要把自己装扮成十足的超级“左派”;唯其如此,方能横行无忌。江青洋洋得意地宣称:“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显然,极“左”的表现形式更合乎“四人帮”的需要,在两种表现形式之中极“左”是主要的。
事实上,以极“左”面貌推行极右路线,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先是与林彪相勾结,共同采取这种极其阴险的反革命策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林彪垮台以后,他们不准批林彪的极“左”,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狡猾地运用这种策略,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一个长时间里,这帮反革命小丑披着“马列”的外衣,戴着“左派”的假面具,大演其极“左”的拿手戏,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丑恶表演。他们就靠极“左”这一手起家、发迹,钻进党的领导核心,窃取了党和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倒行逆施,人心丧尽,最终也以极“左”的反革命策略的彻底破产而覆亡。我们在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表现的同时,更要着重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表现。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揭露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四人帮”的“左”,非同一般。他们的“左”,“左”得出奇,“左”得可怕,“左”得可恶,“左”得可恨,故非加一“极”字不能符其实。“四人帮”的极“左”的表现很多,这里只能择要列举若干示众。
一曰全盘否定,彻底扫荡。
“全盘否定”是“四人帮”搞极“左”的立足点。他们以最彻底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抛出“黑线专政”论,把本来在各条战线不占主导地位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说成占主导地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公然鼓吹“对十七年不能一分为二”,“同十七年对着干”。张春桥提出“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江青咒骂政法机关“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以至科技部门和工农业生产战线,统统被他们骂到,描绘成一团漆黑。什么“毒草丛生,群魔乱舞”呀,什么“培养精神贵族”呀,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呀,什么“地富反坏右专了我们的政”呀,一盆又一盆的污水,泼向我们党,泼向社会主义制度,泼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也作为修正主义来反,把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一笔抹煞,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否定。“四人帮”竟然梦呓般地宣称:“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并提出要对中外文化遗产来一个“彻底扫荡”。看来,他们真恨不得把整个世界炸平,以便在空无所有的废墟上炫耀他们的反革命业绩,好象历史要从“四人帮”开始写起。
二曰颠倒敌我,“全面专政”。
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刘少奇在《修养》里引用列宁的话时,就将其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故意抹去,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面目。“四人帮”手法不同,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喊得最响,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全面专政”论,作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可是,他们的“全面专政”,矛头首先是指向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四人帮”炮制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污蔑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说什么就是这些人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要“全面专政”,就得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动大手术”,“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革命知识分子也是“全面专政”的重要对象。张春桥恶毒地诅咒,知识分子“这个瘤是很强的”,要“把它化掉”,并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嗥叫:“镇反始终未能触及到文教战线。应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至于广大工农群众,他们也横加污蔑,都在“全面专政”的对象之列。专政既然如此“全面”了,奇怪的是,却唯独漏掉了地富反坏。王洪文一再宣称:“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社会上的反革命杀几个人放几把火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话泄露了天机:“四人帮”的“全面专政”,就是要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三曰运动群众,以帮代党。
“四人帮”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支持”,装得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坚决”、“彻底”,“坚决”得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彻底”得群众组织可以向党组织“发号施令”,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甚至党组织本身也“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林彪宣扬“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四人帮”也竭力推崇自发性,把党的领导同群众运动截然对立起来。他们还借口党“变修”了,“失去了先锋队的作用”,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猖狂地反对党的领导。王洪文就叫嚷:“哪里党组织的机器还在转动,哪里的形势就不好。”党的领导竟然成了万恶之源,真是反动透顶!更加阴险的是,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结帮篡党,以帮代党,千方百计地将群众运动控制在他们手里,转移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去搞“矛头向上”、“打倒一切”,妄图把群众运动引上他们的反革命轨道。
四曰制造混乱,乱中夺权。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的时候,毛主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大乱,是要乱敌人,目的是达到大治。而“四人帮”却用大乱取消大治,只讲乱,不讲治,要一个劲儿地乱,无休止地乱,越乱越好。他们是乱人民,目的是混水摸鱼,乱中夺权。张春桥手里拿着鹅毛扇,到处扇风点火:“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他们一会儿封这个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会儿又骂那个群众组织为“资产阶级保皇派”,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认识上的分歧,拔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对立,非让两派群众组织斗个你死我活不可。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火上加油,挑动大规模武斗。“四人帮”还鼓吹“斗争就是政策”,不管斗的是什么人,也不管怎么个斗法,反正谁斗得越凶,越激烈,谁就越“革命”。于是,打、砸、抢、抄、抓,统统变成“革命行动”;而不搞这一套,反而是“右倾”。他们还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反对一切规章制度,破坏革命纪律和革命秩序,鼓吹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它个天翻地覆”,来制造混乱。安定团结被破坏,张春桥拍手叫好,说是“乱显得我们有生气”。“四人帮”搞乱了人民的事业,他们的反革命事业自然显得“有生气”了。
五曰混淆界限,破坏政策。
“四人帮”打着“反对资本主义”、“继续革命”的旗号,阴险地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党在现阶段的政策。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资本主义因素,篡改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污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把按劳分配的收入差别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恶毒攻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是什么“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并荒谬地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经济标准。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政策所容许的公社社员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大砍大杀,严重破坏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党在现阶段的政策被破坏,资本主义倾向势必抬头。这就难怪“四人帮”反“资本主义”反得越厉害,资本主义也就越泛滥。
六曰高喊“革命”,冲击一切。
“革命”,“政治”,有谁比“四人帮”调子更高,喊得更响?没有了。应该说,他们在这方面创造了世界纪录。他们无限夸大“革命”、“政治”的作用,把政治统帅一切变为代替一切,冲击一切。而他们高喊的“革命”,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们大叫的“政治”,其实是资产阶级政治。“四人帮”接过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口号,以他们的这种“革命”、“政治”冲击其他的一切。生产是不能搞的,谁搞生产谁就是搞所谓“唯生产力论”。业务是不能抓的,谁抓业务谁就是“业务挂帅”。文化知识是不能教的,谁教文化知识谁就是“智育第一”。科学技术是不能钻的,谁钻科学技术谁就是“白专道路”。对四个现代化,“四人帮”也疯狂攻击,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就连对外贸易,他们也要冲掉,进口叫做“洋奴哲学”,出口叫做“卖国主义”。总之,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人们只能整天把“革命”、“政治”挂在嘴上,喊口号,唱高调,跟着他们去“斗争走资派”,别的什么都不能干。“四人帮”的娄罗叫嚷:“大干大修,小干小修,不干不修,坐着反修。”这种流氓哲学,把他们反对大干社会主义、阴谋搞垮社会主义的罪恶心理和盘托出了。
从以上列举的极“左”的六条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推行极右路线的反革命伎俩。他们玩弄最“革命”的词句,装出最“革命”的样子,把正确的东西肆意歪曲,把革命变成反革命。其险恶用心,是要搞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搞垮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搞垮我们的军队,搞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搞乱我们的思想、政策和队伍,搞光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其最终目的,是篡党夺权,改朝换代,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以极“左”面貌推行极右路线,形态之完备,气焰之嚣张,时间之长,方面之广,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他们利用窃据的地位和权力,在政治、思想、经济、文教、军事等各条战线进行了一场大破坏,给我们的党和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他们干了蒋介石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祸国殃民,罪恶滔天。

建国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全国始终占主导地位,可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就前十七年来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对立面,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尽管有一些形“左”实右的表现,但其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右。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多次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它作了总的清算。经过这一系列斗争,人们对于那种以右的面貌出现的修正主义,有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警惕性比较高,识别能力也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重演刘少奇的故伎,很快就会成为过街老鼠。可是,许多人注意了反对以右的面貌出现的修正主义,却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一切修正主义者的面貌都是右的,而对于另一种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修正主义,则放松了警惕。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这一点,转换手法,改变形式,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冒充反刘少奇的英雄,喊着反修正主义的口号搞修正主义。林彪、“四人帮”装出一副同刘少奇“对着干”的姿态,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的贯彻者、最权威的解释者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最热心的倡导者。林彪不是高喊什么“顶峰”、“绝对权威”、“一句顶一万句”吗?不是抛出了一个“活学活用”的“三十字经”吗?“四人帮”呢,不仅伙同林彪炮制“三十字经”于前,而且压制批判“三十字经”于林彪垮台之后。他们打着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肢解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从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中割裂出片言只语,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为其篡党夺权的需要服务。这是一种比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更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的修正主义。
“四人帮”的极“左”,起着什么样的反动作用呢?
首先,它是“四人帮”用来伪装自己、欺骗群众的一个幌子。由于极“左”貌似左,貌似革命,因此容易迷惑人,使人们看不清隐藏在极“左”背后的反革命本质。有些善良的同志就是因为误认极“左”为真左,以致跟着“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犯了错误还不知道,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
“四人帮”的极“左”,不仅是骗人的幌子,而且是打人的棍子。他们拿着极“左”的棍子,大打出手,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一根棍子。“四人帮”挥舞这根棍子,从中央打到地方,从领导机关打到基层,层层打,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打倒在地,险些儿永世不得翻身。“黑线专政”论,又是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打到哪里,哪里就遭殃,文艺园地被摧残得百花凋零,其他战线也被搞得元气大伤。还有所谓“唯生产力论”、“智育第一”这两根棍子,也是非同小可,一个要把社会主义的家底搞光,一个要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文盲。“四人帮”从极“左”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真是嚣张得很,猖狂已极。
极“左”与极右,从表面看来,似乎一在天南,一在海北,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其实,两者都是对左的否定。真正的左,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左”与极右,是从不同方面或用不同形式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们殊途同归。搞极“左”的结果恰恰就是极右。举例来说:“四人帮”从极“左”的方面把阶级斗争夸大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胡说什么“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等等,如果照此办理,结果必然是国民经济崩溃,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毁灭,社会主义制度垮台。请看,极“左”不是通向极右的桥梁吗?
“四人帮”大搞极“左”的反革命策略是十分阴险的,由于他们是以极“左”冒充真左,接过革命口号另搞一套,在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尚未暴露之时,人们即使对他们的马脚有所察觉,也很难公开反对。谁反对他们,谁就会有理说不清,就会被“四人帮”倒打一耙,诬陷为反对革命。你要反对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就说你“反对继续革命”,“包庇走资派”。你要反对他们的“黑线专政”论,他们就说你“否定文化大革命”,“替刘少奇评功摆好”。你要反对他们那样批“智育第一”、“唯生产力论”,他们就说你“反对政治挂帅”,“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竟然成为左,真左竟然成为右,这就是“四人帮”横行的地方所造成的反常局面。
正因为极“左”有以上几方面的妙用,所以,“四人帮”把它奉为至宝,搞得比林彪还要厉害。林彪垮台以后,当人们起来揭发批判林彪的极“左”的时候,“四人帮”拚命阻挠、压制,唯恐这个法宝的奥妙被人戳穿,不能再为他们所用。张春桥故意歪曲事实,宣称:“不能一般地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这种鬼话骗不了人,大家还是要批林彪的极“左”。《论总纲》一文尖锐地指出林彪“在‘高举’、‘顶峰’、‘天才’、‘绝对权威’等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击中了林彪的要害,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于是,“四人帮”就采取无耻地歪曲《论总纲》的正确论断的手法,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论总纲》明明说林彪路线是极“左”词句掩盖下的极右路线,姚文元却公开造谣,胡说《论总纲》“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主子定了调,奴才跟着叫。“梁效”之流一哄而上,大肆鼓噪,硬是用这种卑劣伎俩把对林彪的极“左”的批判压了下去。林彪垮台以后,“四人帮”的极“左”之所以能够愈演愈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既然“四人帮”的极“左”是他们那条极右路线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他们用来达到极右目的的一种策略手段,那就不能把他们的假左同一般的“左”倾等量齐观。两者在内容上、实质上是不同的。毛主席曾经分析过“左”倾的特点:思想超过革命的发展阶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过火。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急性病,在认识上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犯“左”倾错误的人尽管也危害革命,但他们主观上还是要革命的。“四人帮”就不同了,他们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篡党夺权,改朝换代,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而极“左”,不过是他们掩盖其极右实质的一种现象和达到其极右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不是冒进的问题,而是要在中国倒转历史的车轮,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他们也不是在对敌斗争中不讲策略,在人民内部斗争中过火的问题,而是根本颠倒敌我关系,对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民主革命实行反攻倒算。他们的极“左”,是彻头彻尾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至于一部分群众中的极“左”思潮,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和“四人帮”的假左混为一谈。
“四人帮”在极“左”的形式下搞极右,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阶级敌人不得不变换策略,更多地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右的真面目。“四人帮”以极“左”的面貌推行极右的路线,反映了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愿望,也反映了阶级敌人阴险狡诈的阶级本性,特别是反映了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性、冒险性。在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流氓、亡命徒的特点,他们惯于欺诈,破坏,耍无赖,搞阴谋,横行不法,铤而走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他们不能赤裸裸地亮出自己的本相,就用极“左”的手法把自己伪装成“响当当的左派”,把他们的捣乱破坏活动美化为“造反”、“反潮流”、“革命行动”,以发泄他们的阶级本能,并乘机在政治上经济上大捞一把。豢养一大帮“小兄弟”、靠打砸抢起家的“司令”王洪文,自称“老头子”、狂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张春桥,开口闭口“老娘”的江青等人,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四人帮”以极“左”的面貌推行极右的路线,在一部分群众中间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阶级根源上说,就是因为我国本来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使得有些人很容易接受“四人帮”那些形式上极“左”的黑货。“四人帮”以极“左”面貌出现,煽动极“左”思潮,也是为了争夺这个中间阶级的力量来同无产阶级较量。
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一定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个纲,特别要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极“左”,要把极“左”批得象极右一样臭,造成对极“左”的坚决抵制。必须清醒地看到,“四人帮”的极“左”,流毒很广,影响很深,它所颠倒的是非还没有完全纠正,它所造成的混乱还没有彻底澄清。一部分同志至今还没有从极“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心有余悸,前怕狼,后怕虎,唯恐那些极“左”的大棒有朝一日还会落到自己身上来,因而对拨乱反正的有力措施认识不清楚,执行不坚决。“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也还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去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所以,对“四人帮”的极“左”,非揭深批透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在新的长征中迈开大步,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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