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和孩子剧团

第3版()
专栏：

郭老和孩子剧团
陈模执笔
敬爱的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原孩子剧团的团员、在郭老身边长大的人，都为失去这位革命的老前辈感到无比的悲痛。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为扶植孩子剧团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忘不了他对我们的哺育恩情和亲切教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了。党的地下组织决定：孩子剧团到内地去工作。我们二十二个青少年（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八、九岁），躲开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搜查，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路演剧、唱歌，宣传抗日救亡，第二年一月到达武汉。正当我们这些幼芽需要雨露阳光的时候，敬爱的周副主席，派邓颖超同志来看望我们，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二月九日下午，周副主席派人把我们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会会场设在办事处二楼会议室，墙上贴了许多欢迎的红绿标语。正当办事处的小战士们和我们亲切交谈的时候，敬爱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秦博古、叶挺、邓颖超同志来了，郭沫若同志也来了。大家高兴得使劲鼓掌，把手都拍红了。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周副主席的关怀，我们久已盼望见到他，今天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怎能不高兴呢？
大家围着长桌坐下来。周副主席要我们作了自我介绍，又要我们唱歌。我们唱《流浪儿》，当唱到“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在街头没饭吃，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全被杀……”的时候，周副主席难过得低下了头，擦着眼泪；郭老的眼眶润湿了。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求周副主席讲话。周副主席用热切的眼光看着我们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的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这一点。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我送你们革命、救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好！”我们齐声回答。周副主席的话，象是在我们每个孩子的心中，点燃了一把火，这火光照耀着我们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
郭沫若同志激动地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讲了话：“我回国半年，今天可说是最快乐的一天。九岁的小弟弟，就晓得出来救亡了，是作孽么？不，是幸福。好象一株植物，放在温室里虽然茂盛，但一拿出来就谢了。唯有在山谷里，寒风暴雨中磨练出来的树木，才是坚强的，才能发展起来，顶天立地。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树木，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体。一定会流许多勇士的血，用这些血液来作水门汀，头颅作砖块，才能建设起来。我希望你们在艰难困苦的磨练中成长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成长起来！……”在这些诗一般的语言里，郭老对我们战区儿童，表示了深深的关怀和期望，他把伟大祖国和孩子们的命运系在一起，他和孩子们是心心相连的。
第二天起，《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欢迎会的特写和《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的长篇通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汉口公演抗战话剧《街头》、《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他们派人来盘问我们，是怎样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的；指令我们去登记、备案，一切活动要经过他们批准；最后，又强迫我们与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的所属团体“合并”。当他们的魔爪伸出来，妄图摧残我们这支新生力量时，郭老正在筹备建立第三厅。他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决定把孩子剧团收编到第三厅来，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得逞。他亲自找了国民党的政治部长陈诚，建议政治部收编我们团体，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第三厅，陈诚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可是，在此后不久的一次部务会议上，秘书长张厉生横生枝节，说：“那些耍猴戏娃娃们会做什么？由部里出些津贴，把他们安插进各个小学里去好了。”第二厅厅长、特务头子康泽说：“要收编，只能作为民众团体，应该归第二厅管辖。”他是想把我们团体控制在他的手里。经过郭老的斗争，终于维持了收编原议。郭老在《洪波曲》里高兴地写道：“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正是由于周副主席的关怀和郭老的力争，才使孩子剧团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扼杀，使它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宣传上发挥了作用，使一百多个孩子陆续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我们进驻三厅所在地武昌昙花林，郭老陪着周副主席（当时公开身分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我们住处来看望我们。他们查看了每个宿舍，问我们是不是都住下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郭老看了我们的壁报，对其中几篇稿子，亲自一笔一笔地改正错字，嘱咐我们：“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哟！”这是多么温暖、多么亲切的关怀啊！不久，郭老和三厅党的地下组织，就安排了一些教员，给我们讲戏剧、音乐知识，也讲时事。以后，又派了老党员蔡家桂同志，担任我们的指导员，经常给我们讲政治课，发展了一批党员。当团员人数增加到六十多人，分为两个队时，每队又派一个助理员，帮助全队管好生活，给小团员上文化课。这对团员们健康地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三厅所属的十个演剧队、四个抗宣队，陆续分赴到各战区工作去了，唯有孩子剧团一直随着三厅，到衡山、长沙、桂林、贵阳以至重庆去工作，这是根据周副主席和郭老的指示决定的，这样便于照顾孩子们。郭老常到剧团来，从工作到学习，从团员的生活到作风，他都是很关心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旬，当日寇将要占领岳阳、长沙的时候，三厅准备向后方撤退，但人员和物资很多，车辆却很少，火车和公路已经停运。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和郭老，首先想到的是孩子剧团。郭老从厅里仅有的几辆卡车中，拨给我们一辆，在九日的深夜，把我们转移到衡阳去。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所谓“焦土抗战”，十二日在长沙全城一百多处放火，烧死成千上万的伤兵和居民。当我们知道，长沙已在一片火海之中，周副主席和郭老才从长沙最后撤出来的时候，一个个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们永远难以忘怀，我们同郭老同住全家院子的半年多的日子。一九四○年八月末，孩子剧团第二队在川西工作了大半年，从乐山回到重庆。这时，重庆受到敌机的空袭，三厅机关已经搬到市郊三塘院子。郭老考虑到在农村一时难于找到房子，就让我们搬到他住的全家院子来。二队团员到达这里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孩子们看到郭老，象见到久别的家长一样，喜气洋洋地向郭老报告：我们收到了他写给我们的信，我们在他的家乡乐山演出之后，按照他的嘱咐，去逛了峨眉山，爬上了千佛顶，郭老听了非常高兴。
夜深了，月亮从云缝里爬出来。全队的行李，还没有从重庆运到，孩子们早就困了！天气很热，我们不愿意进屋去。院子里有农家的草垛，大家就倚着草垛，或者把稻草铺在地上睡起来。郭老夜间工作结束，走到院子里，发现孩子们已经睡熟了。他立刻回到屋里，把棉被、夹被、毯子和衣服，一次一次地抱出来，替孩子们盖上，生怕我们被夜露寒气冻着了。第二天清早，大家发现自己身上的被子、毯子都是郭老送来的，心里无比地激动，同郭老生活在一起，比在家里还温暖啊！
郭老谦虚和蔼，平易近人。我们在他跟前，一点不感到拘束。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里去玩，他正在翻阅一本甲骨文刻本，他就教我们怎样辨认甲骨文。有时我们向他请教古典诗句，他也耐心地给我们讲解。那时，我们每个人每月只有一点生活补助费。有了零用钱，我们就爱买炒熟了的“铁蚕豆”吃，一边吃，一边用它玩“弹豆子”。有一回，郭老也和我们一起玩，看到他用拇指和食指认真地弹蚕豆时，孩子们都开心地笑了。傍黑，郭老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时，他指着秋夜的星空，给我们讲天上有多少星星，它们距离我们有多远，还给我们讲述银河是怎么回事，揭示宇宙的秘密。一个孩子问：“郭先生，人怎么会分男女的呢？”郭老从染色体的多少，讲到生命的起源，打破我们对科学的神秘感，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间，我们有十几个团员，先后参加了《棠棣之花》、《屈原》两个历史剧的演出，担任剧中的小演员和歌舞演员。团员们不懂得诗词的含义，郭老就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解这些诗词的历史背景，尽量使我们听得明白。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我们敬爱的郭老，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又是一位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每天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从事著作，时间对于他是很宝贵的。然而，凡是孩子们有求于他的事，只要是合理的，他都尽力而为。一九四○年春，我们要在重庆出版《抗战儿童》杂志，有两个团员，到郭老的家里去找他，请他给杂志题字，他拿起笔来，一连写了四、五个“抗战儿童”，笑着问我们：“你们看，哪一个好一些？……你们自己挑吧！”我们在重庆举行儿童集会，请郭老去讲话，为搞一次儿童活动，请郭老写一首歌词，郭老都欣然答应。他始终如一地热爱下一代，他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青少年的事，从来是“横眉冷对”，坚决斗争。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孩子剧团有个团员李少清，这时在郭老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一月下旬一天夜里，李少清同志因在文委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被政治部特务连抓走了。郭老第二天上午得知后，立刻给政治部部长打电话，他愤怒地说道：“一个小青年，给新四军募点钱，犯了什么罪，值得抓起来么？……你快给我放回来！”郭老的严正的抗议，使这位部长不敢多说二话，只得将李少清同志释放出来。后来，地下党组织把他送到广东东江纵队去。他没有辜负郭老对他的营救，在对日寇作战中，非常勇敢，总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一年以后当了营教导员。后来，他在一次作战中，英勇地牺牲了。
解放以后，郭老还非常关心我们在各个战线工作的情形，要我们到他家里去玩。这次他病重，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老人家，指望他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起来。没想到他竟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心里是极其哀痛的。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郭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献出我们的全副力量！
（根据原孩子剧团团员许翰如、张莺、苏扬、严良堃、于真、罗立韵、强明、酆道清、陈模等人的回忆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