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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 1978-06-30 00:00

太岱巍然天下仰 文星没矣宇中悲——怀念郭沫若同志

第3版()
专栏:

太岱巍然天下仰 文星没矣宇中悲
——怀念郭沫若同志
夏鼐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巨大损失,是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损失。郭老逝世消息一传开后,海内外一切敬佩郭老的人们,不论识和未识,都怀着悲痛的心情表示深切的哀悼。
郭老是我国文艺战线上的“文坛盟主”,也是史学战线上的伟大旗手。五十多年来,他一直战斗在我国文化战线的最前列。他是一位巨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有很高的成就和巨大的贡献。连书法艺术也是第一流的,用笔豪放跌宕,为国内外书法爱好者所珍视,当作墨宝。我这里侧重于简述他在中国考古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郭老于一八九二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从前嘉定府城)的沙湾镇。这里距大渡河(古名沫水)和雅河(古名若水)的汇流处不远。这镇东临大渡河,西依峨眉山第二峰的绥山,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郭老在少时原名开贞,后来取两河的古称,改名“沫若”。
早在一九二一年,郭老便发起革命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来创办刊物,发表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继鲁迅之后,他成为我国文坛的盟主。一九二六年他投身于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革命受挫折后,郭老流亡日本十年。在这十年中,郭老集中精力于殷虚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对于中国考古学作出巨大贡献。
我曾试图归纳郭老在考古学学术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以为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考古资料,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二)重视材料的搜集和鉴别,树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谨严学风;(三)重视田野考古工作,提倡考古学的现代化;(四)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有许多重要的新创获。(见六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第三版)。
郭老一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一部划时期的著作。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书。这书的一部分先前曾以杜衎的笔名在《东方杂志》发表过。郭老对于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以致当时我国的学术界和日本友人无不叹服。郭鼎堂(郭老发表古文字考释时曾用的名字)的盛名便与先前研究甲骨文早有成绩的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合称为甲骨学上的“四堂”,但郭老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三人,因为郭老这时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那三人的世界观却是落后的、反动的。郭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又用他自己研究的成果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胡适之流和托派分子,都否认中国社会有过奴隶社会这一阶段。他们都主张中国社会特殊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郭老提出了正确的见解,用大量的可靠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证明中国社会曾有过奴隶社会。这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后来二十多年中,郭老在这方面继续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使用辩证唯物论更为熟练,使用和甄别史料更为谨严,他的见解更为成熟。一九四四年他写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中),对于从前所做的未妥的结论,自己加以纠正。一九五二年又出版了《奴隶制时代》,作为补充。他的后来修改过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起迄时期的见解,现今已为中国史学界一般所接受。这是应该的。
郭老的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其目标是想通过它来了解殷、周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这里目标明确,但要达到这目标,需要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要有渊博的学识。郭老在幼少时博览古书,便已培植了古代研究的基础。后来他在日本学医,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学习了辩证唯物论,有了进行研究的锐利武器。加之,他的分析能力、想象力和记忆力都是超人的。所以流亡在日本的十年中,他在这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写出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重要的著作。
郭老关于甲骨文和金文的主要成果,前者见于《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甲骨文字研究》三书,后者见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一九五二年改编本《金文丛考》三书。此外,古文字学方面还有《石鼓文研究》一书。这些书中,以《大系》为最重要,体大思精,是一部关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划时代的著作。当时甲骨文研究,已经过科学的发掘,有了相当周密的整理,而金文仍是一片混乱,伪器很多,而真器也大部分出土情况不明。自北宋以来千余年间,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始终未能建立。郭老在研究金文的过程中,把重点集中到东、西二周,把传世的相当重要的金文辞,依时代与国别,给予一定的条贯。结果是这部书成为“想研究周代金文的人是不能离它的,想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同样是不能离开它的”。在《大系图录》的序说中,郭老提出将殷周青铜器的时代,根据它们的形式、花纹、文字(包括文章体例和字体),分为三期,后来在《青铜器时代》一文中更加以发挥。这个由形象学研究所得的三期分法,现今已为国内外的殷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者所普遍采用。而这种形象学的研究法是中国青铜器分期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大系》以外,其他古文字学研究的专书或论文很多,其中有的文章是综合性,另有一些是考释个别彝器或个别文字的。《大系》、《通纂》、《粹编》中也有考释。这些新的考释,或释其文字,或考其史实,或定其年代,长篇金文,更求其韵读。由于郭老的那种“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无产阶级学者的治学精神,因之有了许多新创获。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郭老更加积极参加科学、文化、国际往来、政治和社会活动。解放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虽然他的组织领导工作是那样忙,但他对于我国考古事业仍是极为关心和支持,并且积极领导的。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他以前长期从事考古研究时的一些设想,有机会可以实现了。经过郭老建议,敬爱的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在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同时又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主管文物工作的政府部门和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科学研究机构。这项决策性的安排,对于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郭老此后二十八年来,始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从事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工作。他曾多次到考古研究所来视察和指导工作,还有好几次亲临考古所发掘的工地现场。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学术性的考古工作会议。郭老亲自出席了开幕式,还作了一次振奋人心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老仍然关心和支持考古工作。这时期中,有些考古发掘工作,便是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由郭老指派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去进行发掘的。一九七一年经郭老申请,周总理亲自批准举办出国文物展览,同时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杂志的复刊,以应国内外的需要。
一九七七年一月,郭老已因病在家休养,还叫我们把新近在安阳殷代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中精品送到他家里给他看。郭老晚年对于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兴趣,未尝稍减。他继续主编历史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于考古研究所已着手搜集资料的《殷周金文合集》,也表示赞成和支持。解放以来郭老所写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一九六一年以前的已收集一起,出版了一本《文史论集》。最近十几年的,也已由考古研究所加以搜集,交科学出版社出版。
郭老为人平易近人,注意培养青年,奖掖后进,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科学、文化战线上的同志们,都景仰郭老如太山北斗;现今一旦失去了尊敬的前辈和良师,都感到非常悲痛。
郭老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革命的、奋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丰富的著作,永远是我们汲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
最后,我借取郭老的悼人诗句,更动几个字,谨以献于郭老之灵:
太岱巍然天下仰
巨星没矣宇中嗟
好将群力追前驷
读破遗书富五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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