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

第3版()
专栏：

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
邢贲思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理性思维的最高形式。哲学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一种启迪人们智慧的学问，即启蒙的学问，是一种使人聪明的学问。所以古希腊把哲学叫作智慧之友，或称爱智学。
然而哲学是有阶级性的。一个阶级（这里指的是剥削阶级）处在进步的时期，比较富有进取精神，比较重视哲学作为理性思维的作用，它往往需要通过某种带有启发性的哲学论证来表达自己进步的阶级要求。这种哲学尽管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甚至还是唯心主义的，但总起来说，能够启发人们的智慧，给人们以某种理性思维的教益。但是一旦这个阶级开始走下坡路，由先进逐步向落后甚至反动转化时，为了使人民丧失对于现实的鉴别能力，为了维护它的已经过时的统治，它就常常向一种反理性的哲学乞灵，常常需要一种不是启发人们的智慧而是禁锢人们的智慧的哲学蒙昧主义。哲学成了蒙昧主义的同义词，这是哲学的耻辱。这种哲学已经丧失作为爱智学的哲学的本义，而成为智慧的对立物，成为麻痹智慧的精神鸦片。
唯其有哲学蒙昧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就显得更加迫切。因此，在历史上，当某种哲学蒙昧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时，必有一种启蒙哲学应运而生，必有人为恢复哲学的爱智本性起而发难。这种启蒙同反启蒙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它常常成为一场政治革命的前导。在欧洲的历史上，人文主义同宗教神学的斗争，“天赋人权说”同“君权神授说”的斗争，就是这种启蒙同反启蒙斗争的两个突出事例。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一面精神旗帜，它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世俗生活和世俗教育的意义。在天主教的教会统治一切、神的权威至高至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成为神学的侍婢、除圣经以外无知识可言的欧洲中世纪，敢于提出人的价值和人的世俗要求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不怕被打成异端、不怕被判处火刑的大无畏的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潮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它打开了宗教神学的精神专制的缺口，动摇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统治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者的反神权斗争，是后来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政权斗争的先声。
“天赋人权说”是启蒙运动的一面精神旗帜，它强调人人生来自由，论证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早期是平等的乐园。在门阀等级制度壁垒森严、“朕即国家”的王权至上主义到处横行、“君权神授”的谬说甚嚣尘上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敢于提出自由、平等这样的口号，需要有不怕被判为叛逆、不怕上断头台的大无畏的精神。“天赋人权说”一经提出，也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它打破了人们对于“君权至上”的迷信，从理论上论证了等级特权的不合理性，从而为推翻门阀等级制度大造了舆论。
“天赋人权说”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酵母。
无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还是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说”，都是对于哲学蒙昧主义的革命。这种哲学的发难，起了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精神解放作用，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即资产阶级革命纪元的迫近。
无产阶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阶级，是一个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身解放的前提的阶级，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蒙昧主义来为自己服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中，经历了种种同蒙昧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除了要同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蒙昧主义作斗争以外，还要同无产阶级内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蒙昧主义进行斗争。无产阶级用以战胜各种蒙昧主义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蒙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蒙昧主义的斗争是否就此终结了呢？没有，也不可能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同各种蒙昧主义的残余和变种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事业的必需，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的必需。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除了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施展一种阴险毒辣的新伎俩，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成为一种新的神学，把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的革命战斗的哲学歪曲成为一种僵死的、神秘的新蒙昧主义，进行肆无忌惮的精神讹诈，妄图从根本上破坏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动摇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而瓦解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用蒙昧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并以之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是阶级敌人很厉害的一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林彪和“四人帮”近十余年来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把塞进了自己私货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成一种新蒙昧主义强加于人，表面上大树特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权威；表面上要人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通过宗教迷信的方法，把人们的头脑完全禁锢起来，只能想林彪、“四人帮”之所想，讲林彪、“四人帮”之所讲，写林彪、“四人帮”之所写，甚至连个人的文艺及其他爱好也都必须牺牲，只能好林彪、“四人帮”之所好。精神之被虐杀，心灵之被荼毒，一至于斯！林彪、“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超级的政治骗子，罕见的精神讹诈犯。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恰恰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动不动以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经、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来吓唬人，动不动以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强加于人，使得人们只能仰其鼻息，不敢越雷池一步，乖乖地被绑在他们那架特制的精神战车上，这是林彪、“四人帮”的拿手好戏。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新蒙昧主义是二而一的东西。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的蒙昧主义，这就是林彪、“四人帮”所玩弄的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手法，这一手法欺骗了许多人，坑害了许多人。一些人明明中了他们的毒，还以为自己信守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有的中毒较深的人，直到今天，还错把赝品当作真货，继续坚持“四人帮”的那一套。
如果说，林彪、“四人帮”在物质上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有形的、可以估量的，那么他们给我们精神上造成的损害却是无形的、不可估量的。这种损害不仅表现为大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横遭毁坏，尤其表现为人们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毒害。在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头脑被禁锢了，任何一点创造的活力都被剥夺了。结果，使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等各方面的事业出现了大倒退。现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已经被粉碎，被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新蒙昧主义禁锢了十余年的头脑，毒害了十余年的心灵，迫切需要一个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思想上的创伤需要用思想来治愈，精神上的扭曲需要用精神来平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我们需要在哲学理论上来一个正本清源的大清理，把林彪、“四人帮”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上面的斑斑锈迹荡涤净尽，还它一个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革命实践，使它不断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这样做，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背弃，而是把这面被林彪、“四人帮”抛弃、践踏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这一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之所以必需，不是哪个人头脑的臆想、主观的需求，也不单是为了解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没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启蒙、精神解放运动，林彪、“四人帮”的新蒙昧主义的流毒就不易肃清，打上林彪、“四人帮”印记的假马克思主义还会不胫而走，重新横行，林彪、“四人帮”那一条祸国殃民的反革命路线还会借机复活，林彪、“四人帮”的幽灵还会在我们的新的长征路上出现，继续败坏党的事业，成为我们前进的严重障碍。因此，一个哲学启蒙运动是实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向纵深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我国的无产阶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的贫困”这一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精神恶果，一定要让它永远成为过去。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一旦出现，必将使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成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谓予不信，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