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伟民 章世鸿 |
1978-07-23 00:00 |
“这是一位好的党委书记”——记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金绍朱
第2版()
专栏：
“这是一位好的党委书记”
——记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金绍朱
编者按：金绍朱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钻进去，成为内行”的教导，刻苦学习和钻研业务，几年功夫，成为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他不但善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生活上，也善于从业务上，关心和引导科研人员，被科研人员称为贴心人。希望全国科研单位和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都下定决心，“钻进去，成为内行”，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精通业务的领导者。
方毅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金绍朱同志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全国县以上科研机构……，如果在八年内，每一个研究单位都能出一两个象金绍朱同志那样的领导干部，我们的科研工作的面貌，就一定大为改观。”方毅同志还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期简报上批示：“这是一位好的党委书记”。
金绍朱同志是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他是在传达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和上海市科技工作会议的精神时，倒在讲台上的。他带着重病，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
一九七二年冬天，被“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剥夺工作权利达七年之久的金绍朱同志来到技术物理研究所报到了。七年中，他戴着莫须有的“叛徒”、
“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被非法关押了二十个月，后来又被放在干校监督劳动。他始终牢记入党时立下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在看守所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将毛选四卷反复学习了七遍……。长期的折磨毁坏了他的健康，但磨灭不了他革命的斗志。
所党委决定金绍朱分管业务。当时，所里学术空气冷冷清清，实验室里空空荡荡，科技人员的思想动荡不安；对于这个所研究的红外科学，他自己又是个外行。这些困难都没有使金绍朱退缩。他认为在唯物主义者面前，只有未知的东西，没有不可知的东西。
到所第二天，金绍朱就下去拜老师了。一连几天，他来到一个又一个实验室，边看边问：
“我国红外事业同国外比，到底有多大差距？”
“为什么红外探测器在所内试制成功后不能推广应用？”
“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不快？”……
他提出的有些问题，连科技人员也很少想到。
他来到情报资料室，建议将情报资料室改为情报研究室，动员同志们把有关红外的图书资料翻译出来。资料室的同志们译一本，他读一本，有时译稿还未送印刷厂，手稿就被他迫不急待地借走了。
在学习中，他感到基础知识不够。晚上回家，他就把女儿的中学物理化学课本找来，从最基本的物理、化学概念学起。
“有志者事竟成”。金绍朱就这样逐步成为一名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
去年八月十五日，金绍朱在所内作了一篇题为《展望红外学科二十三年的发展》的学术报告。他从一八○○年天文学家赫胥尔发现“不可见辐射”，谈到一百多年来各国对红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历史，谈到我国红外技术研究史，谈到所里几年来的研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展望红外物理和技术的二十三年发展远景。听了他那精湛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有谁想到他就是来所里才四年多的党委副书记呢？
二
金绍朱毕竟是一位党委书记，他深知，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应该关心和研究人。
金绍朱的工作手册里，记下了不少科研人员的年龄、学历、特长、贡献以及他目前研究的课题，每一个科研人员的喜忧得失都挂在他心上。
汤定元，是解放初期回国的半导体物理专家，对我国半导体物理和红外技术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四人帮”却给他戴上了“特务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加迫害，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金绍朱到技术物理研究所不久，立刻找上门去，虚心请教，热情鼓励。不久，所里成立规划小组，金绍朱点名要汤定元当顾问。这深深感动了沉默寡言的汤定元，他向金绍朱倾吐了自己久藏心头的计划：建议在所里开办半导体物理讨论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他准备开四大力学课，写几本书，还要带研究生。
三室三三○组的陈祖培，得了癌症，情绪一度低落。金绍朱得知后，几次去医院探望，用某飞行员战胜癌症，重上蓝天的事迹鼓励他。陈祖培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终于战胜疾病，重新走上了科研岗位。
金绍朱不仅从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科研人员，更善于从思想上引导科研人员。
“你们知道卡尔·肖莱马吗？……”金绍朱经常给科技人员讲卡尔·肖莱马的故事。
卡尔·肖莱马是德国优秀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现代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恩格斯曾高度赞扬他在科学上的献身精神。他同脂肪烃打交道，被炸得脸上满是血斑和伤痕。更可贵的是，他把辩证法引进化学，努力研究化学和邻近几门学科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内部联系。金绍朱经常引导科研人员向肖莱马学习，自觉运用辩证法。
有一次，他对所里宣传部门的同志说：“你们是否能考虑编一本马、恩、列、斯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供科研人员学习？”宣传部门的同志不敢承担。金绍朱说：“不要怕，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不行，五年总能搞成。我们政宣干部就是要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在科研人员当中宣传辩证法。”
要求别人做的事，他自己先做。一九七四年，他心绞痛复发，病倒了。就在养病期间，他系统地摘编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写了学习《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的几万字札记，一上班就送到宣传部门征求意见。
每当科研工作有了成绩，金绍朱总是给予充分的肯定；每当科研工作遇到困难，金绍朱总是及时给予鼓励。他常对人说：“科研人员不只是要你在成功时去表扬他，更需要在失败时去鼓励他，党应该时时给他们以温暖。”
在因病全休的两年时间里，金绍朱并没有停止工作，家里成了他的办公室。他不断地带口信请科研人员来汇报情况、谈心，科研人员也不断主动来找他，有思想问题找他，有了新的科研设想找他，有了新的成绩也首先要找他。科研人员都打心眼里赞扬说：“老金是我们的贴心人！”
三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久病后的金绍朱销假上班了。他逢人便高兴地说：“我挑了个销假的好日子！”
对华主席、党中央的热爱，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象火一般在他胸中燃烧着。他痛恨“四人帮”，并非因为个人的遭遇，而是“四人帮”对党的事业的严重摧残。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金绍朱曾经激动地说过：“让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吧”！
当“四人帮”胡说什么“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时候，金绍朱对一些来请教的青年说：“政党怎么会产生一个阶级？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还有许多论述，要联系起来学，全面理解。”
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马天水在上海市、区、县、局干部会议上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金绍朱愤然离场，后来他在会议记录上打了个大“×”。
如今，坚冰已经砸开，航道已经打通。华主席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令。金绍朱在病床上怎么能呆得下去呢？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大干社会主义，我不能在家保命，死也要死在岗位上”！
金绍朱上班的第一天，就象一九七二年来所时一样，不坐办公室，一转身就到下面去了。
“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应该怎么办？”“到二○○○年，红外科学应该怎样发展？”这是金绍朱向每一个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更加宏伟的设想在金绍朱胸中酝酿。
他每天上午开会调查，下午找人谈话。高度的紧张和兴奋，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十分担心他的身体，暗暗关照汽车司机：沿途有那些医院，药放在那只口袋里，以便急救。
十一月十一日，所里开大会，传达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和上海市科技工作会议的精神。会议开始不久，人们看到金绍朱从主席台坐位上站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又下台走了一会儿。
轮到金绍朱传达市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时，开始，他的声音很响。几个月来，因为声带息肉，金绍朱的嗓子一直是嘶哑的，今天第一次这样声音清亮。但是不多久，金绍朱的声音渐渐低了，人们担心地望着台上。
当金绍朱讲到“上海科技界的帮派体系还未彻底摧毁，流毒还很深”的时候，他把稿子推给了坐在右边的党委另一位负责人徐鑫，吃力地说：“你讲！”便闭上眼睛，往椅背上靠去。
台下骚动起来了，许多人都拥上台去；“怎么啦？老金！”“老金，是心口疼吗？”焦急和关切的询问响成一片。
金绍朱指指后脑说：“发麻！”
“是脑溢血！”医生立即意识到问题严重了：“赶快送医院！”
脑溢血病人是不能躺着的，也不能受颠簸。担架和汽车都不能用。于是人们就抬着、拥着金绍朱，用最快的速度往最近的建工医院奔去。
金绍朱患的是深度脑溢血。建工医院和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山医院的医生们，进行联合会诊，想尽了一切办法，没有成功。十二日十二点十一分，金绍朱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消息传到技术物理研究所，多少人失声痛哭，多少人垂泪饮泣。人们自发地组成了长长的队列，到医院与金绍朱同志的遗体告别，久久地围在金绍朱的身边，不愿散去……
在金绍朱的口袋里，有一张前几天才收到的《列宁全集》的订购单，他曾为了能买到期望已久的《列宁全集》而象孩子似地欣喜，可是他未来得及上书店去拿；在他的提包里，放着他那份为之呕心沥血的《关于红外学科二十三年的设想》；在他的计划里，约人谈话的名单已经排到十二月底了……
× × ×
作为一个科研单位的党的领导干部，金绍朱同志的感人事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钻进去，成为内行，做科研人员的贴心人，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我们多么需要成千上万个金绍朱啊！
周伟民 章世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