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回年 范银怀 |
1978-07-29 00:00 |
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 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第1版()
专栏：
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
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调整和加强后的天津市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当前，“抓两头，带中间”，推动斗争深入发展
新华社天津七月二十八日电 本社记者刘回年、范银怀报道：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短期内扭转了天津揭批“四人帮”那种被动落后局面。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群众行动起来了，正在大打揭批查的人民战争。
天津的阶级斗争盖子，是经历了一场激烈斗争之后揭开的。
“四人帮”早就苦心经营天津，妄图把天津搞成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从一九七四年到“四人帮”覆灭前，叛徒江青先后八次窜到天津，散布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反革命黑话，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天津市某些负责人那时对江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大肆扩散江青的反党讲话，借评法批儒宣扬影射史学，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树立所谓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典型，炮制反党文艺作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为江青当“女皇”制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抢先点名，另搞一套，恶毒攻击、诬陷邓副主席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击迫害和排斥一大批老干部、老工人、老劳模、革命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拖延复查那些重大的冤案、假案和错案，对党的政策置若罔闻。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天津的干部、群众一再等待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觉悟，要他们和“四人帮”划清界限，说清问题，争取主动。但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拒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在他们的压制下，天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难以发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冷冷清清。
全国各地清查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天津市的干部和群众再也忍耐不住了，纷纷起来要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说清楚与叛徒江青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问题。天津的某些负责人却耍弄手段，一再开脱自己。说什么对江青“早有戒心”，同江青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密谋和勾结”，妄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华主席曾针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严肃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警告他们不要捂盖子，不要与群众对立。对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有的隐瞒、封锁；有的取其所需，任意歪曲和篡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打保票，说什么“天津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并且以种种“理由”掩盖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为了将运动草草收兵，去年四月清查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散布“清查工作成绩很大，七月份告一段落”，七月份又说：“基本上查清了，到年底可以结束。”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华主席、党中央说：“天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很快”，“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
广大干部和群众忍无可忍，冲破阻力，把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和“四人帮”在天津的骨干分子的累累罪行揭发出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认输了吗？没有。他们舍车保帅，一面被迫抛出几个骨干分子，一面查下不查上，查别人不查自己。他们编造自己同“四人帮”在天津的骨干分子之间的所谓斗争。他们还依仗手中的权力，进行反扑。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这样顽固地捂盖子，更加激怒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不得不表示向群众作检查。从今年春节到四月下旬，他们关起门来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五万八千多字的“检查”稿，以征求意见为名，企图拉一部分人保自己过关。这个“检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天津市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这个检查不触及要害问题，是个假检查。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了天津市干部和群众，提出了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立刻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的领导核心。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措施，扫除了天津市揭批“四人帮”斗争大踏步前进的障碍，为迅速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调整和加强以后的中共天津市委坚决贯彻了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市委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联系天津斗争实际，认真总结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部署。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天津市揭盖子与捂盖子的斗争实践证明，要把揭批“四人帮”斗争推向高潮，关键在于领导。只有领导干部带头揭发，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错误，认清他们所推行的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市各级领导干部迅速投入了战斗。工业、基本建设、财贸、宣传、文教、科研战线，接连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会。这些系统和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带头发言，以大量的事实揭发批判江青在天津的反革命罪行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批周公。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积极追随，大讲“四人帮”的“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煽动工农兵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制造了所谓“宣讲儒法斗争史”的假材料。江青利用这个材料大作文章，到天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六·一九”讲话，把“儒法斗争史”吹嘘为“比氢弹威力还要大”的“革命创举”，大肆鼓噪“儒法斗争史”延续到现在，影响到将来，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立即召开全市十万人大会，传达江青的黑讲话，指令他们控制的报刊“要下倾盆大雨”，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
仅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他们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就发表了关于评法批儒的文章、资料和照片共达六百九十篇（幅），他们还编辑出版这方面的书刊、资料共计四十九万八千册，散发到全国许多省、市。他们按照江青“批孔的重点是学习法家”的黑旨意，连篇累牍地发表《法家人物介绍》，批宰相、批“周公”，捧吕后，吹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小靳庄被江青宣布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典型”以后，天津市某些负责人领受江青的旨意，不断去看望、作“指示”，企图把小靳庄当作“四人帮”篡党夺权造舆论的喇叭。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横行时，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先在市委常委会上带头发言，接着又到小靳庄等地带头抢先点名，诬陷邓副主席。更不能容忍的是，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们还在向外扩散发行那本很反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他们秉承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叛徒江青的黑旨意，在天津制造了所谓“万张集团”、“深泽、献县叛徒集团”、“黑会、黑戏”、“砸烂公检法”、“五·一六在天津的黑班底”等五大冤案、错案、假案，使一批一批干部遭受到残酷迫害，把原市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都打下去，许多人被投进监狱，还层层抓“干将”、“爪牙”，到处揪“叛徒”、“特务”、“走资派”，株连了市委各部门、区、县、局以及基层单位的大批干部。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指示，大搞先逮捕，后取证，先定性，后调查；大搞无限上纲，处理不断升级；大搞逼供信，体罚虐待，精神折磨，有的干部被迫致死，有的重刑致残。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还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对冤案不昭雪，假案不平反，错案不纠正。在对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同时，他们违反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指示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天津大搞“双突”，网罗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和张铁生式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点名入党，点名提干，实行“大换班”，造成市委和部分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作风严重不纯。
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天津市委在各系统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市有十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这次大会以后，各战线、各地区、各单位迅速把大会的精神和揭发批判的发言传达到群众中去，推动了全市运动的发展。
当前，天津市委正在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推动斗争深入发展。市委对那些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胆领导群众揭盖子，运动搞得好的单位，坚决予以支持，并加以表扬；对于那些至今还在捂盖子，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采取果断措施，派去强有力的工作组，发动群众，帮助揭盖子；对于那些至今还在采取各种形式捂盖子、阻碍运动发展的个别领导干部，坚决撤掉他们的领导职务，重新组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迅速打开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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