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

第6版()
专栏：

难忘的记忆
王冶秋
一、杨　度　同　志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杨度一九一五年组织筹安会。有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等参加，故又戏称为“六君子”。他一直是保袁世凯的，袁世凯盗窃辛亥革命成果，由大总统而皇帝，作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与杨度制造舆论和“劝进”是有关系的。杨度由著名的保皇党一变成为共产党，岂非咄咄怪事？其实也不怪。人总是会变的。杨度所处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光绪皇帝要变法，失败了；
“民国”成立了，从床底拉出来个黎元洪当总统，也失败了。孙中山当了总统，北洋军阀又闹得不可开交，又推给袁世凯来作。袁世凯作总统还觉得不过瘾，又作了皇帝，最后还是失败。变来变去，中国还是在帝国主义、军阀割据的水深火热中。杨度目睹或参加了这些活动，终于毫无出路，他是深有感触的。约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他才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李大钊同志被捕前，他从汪大燮那里听到了消息，马上告诉了党，但已无法营救。在大钊同志被捕的当天，他派儿子到东交民巷去查看情况，只看见军警林立，三个人架着一个人，蒙上白布往汽车里送。大钊同志真的被捕了。当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便放心大胆地绞死了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人。就在这一片血腥的乌云里，杨度以毁家纾难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作了些有益的工作。
凡是为中国革命作过有益工作的同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
二、关　于　历　史
有一年，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一位外国著名评论家的时候，我也参加。亲眼看到总理如何对待这位评论家，使这位评论家回国以后写的文章一变过去对我们的态度，说了许多比较客观的话。就在这次接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我们又留下来毫无拘束地谈起来。
总理说：“我今天谈话，忘了谈一段他对中国历史的错误看法。我昨天下午准备了一下午，查了中国历史的一些书，把他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统一、分裂，分裂、统一的所谓“规律”完全推翻了。我查的结果中国是统一的时间长，而分裂的时间短，大约是两千七百年与七百年的比例。”
当时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对中国历史进行许多窜改和肆意歪曲。他们提出要以“农民战争打头”的假左真右的口号，使每个朝代的历史在还没有说到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时候，就先讲农民战争。我借此机会向总理汇报说：
“我们的历史，有人提出每个朝代都要以农民战争打头，这种论调对不对？”总理马上说：“那岂不是要弄成中国农民战争失败史吗？因为历史上农民战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都归于失败。”
我又说：现在中小学都不教中国历史了，大学只教四门所谓“四史”。总理马上问：
“哪‘四史’？”
我说：“中共党史、世界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
总理问：“没有中国通史吗？”
我说：“没有。”
总理就说：“那怎么行呢？中国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不学通史，总得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嘛！”
我又说：“八达岭的南口车站，詹天佑铜像被砸掉了。”
总理说：“那一定要恢复，是中国人的光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