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藤野·中日友谊

第6版()
专栏：

鲁迅·藤野·中日友谊
刘德有
濒临日本海的福井县中部，有座美丽的山丘——足羽山。登临纵目，漫山是盛开的紫阳花和百日红。山顶绿荫中，引人注目地矗立着一座石碑——藤野严九郎纪念碑。
藤野严九郎，就是鲁迅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写的藤野先生。
二十世纪初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青年时代的鲁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一九○二年东渡日本留学，一九○四年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当时，中国被视为任人宰割的“弱国”。在日本，有些人受军国主义教育影响，对中国人民持有民族偏见。但是，解剖学教授藤野先生却对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鲁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心，给予他很多帮助。藤野先生担心初到日本的鲁迅不能记好听课笔记，每星期都把鲁迅在课堂上抄的讲义收去，耐心地从头到尾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使鲁迅十分感激，又深为不安。
后来，鲁迅认识到仅靠学医并不能医治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还是改变人们的思想，便弃医从文，以文艺为武器来唤起人们的觉悟。到了第二学年的终结，鲁迅向藤野先生辞行。对于鲁迅的走，藤野先生表示惋惜，他脸带“悲哀”、“凄然”；在鲁迅走前几天，特意把鲁迅邀到家里，送给他一张照片，满怀深情地在后面写着“惜别”，“谨呈周君”几个字，并希望鲁迅以后送给他照片，还叮嘱鲁迅时时通信。
鲁迅与藤野先生分手以后，时刻怀念这位日本老师。一九二六年，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当鲁迅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写了许多震撼过整个中国大地的文章时，他仍把藤野先生送给他的照片挂在寓所的书桌对面的墙上，作为激励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鲁迅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在晚年向日本朋友写信时，多次提到藤野先生，打听他的下落，但一直杳无音信。一九三四年，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计划出版《鲁迅选集》时，曾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应该选哪些文章。鲁迅回信说，选什么文章“请全权办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这表明鲁迅对他的这位日本老师情感之深。一九三六年，增田涉去上海探望鲁迅的病时，鲁迅还念念不忘地问起藤野先生，并说：“从没有信息来看，也许藤野先生已经逝世了。”
其实，藤野先生当时还健在。他一九一五年离开了仙台医专，于一九一六年回乡开设了一个诊所，为当地农民医病，默默无闻地度过晚年。一天，他在第四高等学校读书的大儿子藤野恒弥，从老师那里知道鲁迅写的《藤野先生》就是写他父亲的事，便带回来给父亲看。藤野先生当时看后说，“鲁迅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肯定无疑，这就是当时的周树人。在医专时代我教过他，并给他改过笔记，这些事，我都记得。但是，他能成为这样一个伟人，我当时一点苗头也没有看出。他真是有出息。在我教过的学生中出现这样一个大人物，我很高兴。”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藤野先生非常悲痛。当时，有一位记者把鲁迅葬礼的照片拿给藤野先生看，他看了后，便正襟危坐，把那照片举在头上，谈了感受：通过报道，我知道了鲁迅即周树人君逝世，使我想起了很多事。我对周君给了一点帮助，他就那么受感动，一直记在心里，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他又说：“周君的家属现在怎样？有孩子没有？我向周君表示哀悼，对他的家属表示慰问。”为了纪念鲁迅，藤野先生还用毛笔写了“谨忆周树人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藤野先生在他的故乡结束了他的一生，终年七十一岁。人们为了纪念藤野先生，纪念鲁迅同藤野先生的伟大友谊，一九五六年八月在福井县的足羽山上建立了藤野先生纪念碑。日本朋友告诉我们，为了表现藤野先生与鲁迅的伟大真挚的师生关系，特意把石碑面向中国建立。碑的正面镶嵌着青铜制的藤野先生在仙台任教时的半身像，碑上镌刻着从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照片上临摹的“惜别”二字。碑上的“藤野严九郎”几个字出自鲁迅夫人许广平的手笔。当地人们亲切地称这座石碑为“惜别”碑。
藤野先生为鲁迅终生怀念，也为中国人民所深深记忆，因为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伟大的日本人民的许多优秀品质，更体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成为近代史上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象征。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今天，我们缅怀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情，缅怀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奋斗的许多先驱，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日两国人民这种崇高伟大的友谊，一代一代地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