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这样的办案人员

第4版()
专栏：好人好事

感谢这样的办案人员
我父亲张艾丁是北京京剧团的干部，京剧《杜鹃山》一九六四年演出本的主要编导。一九六七年五月，经江青下令，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父亲被加上“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军”的罪名逮捕入狱。
负责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杜好先、张国钧同志，没有被江青的淫威吓倒。他们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用了五年的时间，对我父亲的全部历史及其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后，于一九七三年推翻了江青一伙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作了合乎事实的结论。上报待批之后，他们多次同我父亲的单位联系，让我父亲回单位参加运动等待处理。北京京剧团的个别人百般刁难，不让我父亲回单位。还说什么：“抓人是江青签的字，放也得江青签字。”
两位办案人员一方面上报，让我父亲于一九七四年八月监外就医；一方面绕过江青一伙，报请有关负责同志审查批准。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一大批革命干部相继获得解放，我父亲于一九七五年八月获得释放，恢复原职。
谁知半年之后，我父亲又被“四人帮”的亲信于会泳控制的文化部强迫退休。
“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位办案人员多次到我家了解我父亲和全家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他们协助文化部以及北京京剧团新的领导，作了大量的工作，在今年四月四日文化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为我父亲公开平反。历时十一年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
这十一年，由于父亲入狱，我们全家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为了早日解决父亲的问题，我曾给北京京剧团、公安局及其他有关单位领导写过一百多封信。这两位办案人员认真对待我的来信，并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帮助。
父亲被审查期间，我请他们二位转一封信给我父亲。当时，按规定，我们和父亲是不能直接通信的，他们就借审讯的机会把信念给我父亲听。当父亲得知全家人都很好时，哭了。这封信增加了他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一九七三年春节，我结婚了。此时父亲已入狱六年。我很想念父亲，也很想让他得知我结婚的消息，让他高兴高兴。为此，我给公安局写信要求跟父亲见一面。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谁知几天后，一位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妈妈，说同意安排在狱中见面。至今回想起这次不寻常的见面，仍然十分激动。我感谢这样的办案人员。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继续给有关领导写信，要求早日解决父亲的问题。在信中我不指名地骂了“四人帮”。办案的同志收到信后，马上给我妈妈打电话，让我们安心等待。他们说，关于我父亲的问题，“凡是你们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你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也替你们想到了。我们办不到的事，你们也办不到。请转告你的孩子，让他再别写信了。”短短的几句话，充满了对我们的同情和爱护。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妹妹在内蒙古插队的单位得悉我父亲出狱的消息，为了使我妹妹免除因我父亲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赶上当年招生，派专人来京外调。“四人帮”控制的北京京剧团拒不接待。后来，还是两位办案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我两个弟弟申请入党和参军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几件事，都由于结论还没批下来而未办到。今天回想起来，虽然感到遗憾，但对两位办案人员来说，他们已经作了所能作的全部工作，尽了很大的努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了。
天津石油化纤厂工程指挥部运输处张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