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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08-21 00:00 |
中南友谊颂——访问南斯拉夫通讯之二
第6版()
专栏：
中南友谊颂
——访问南斯拉夫通讯之二
中国新闻代表团
南斯拉夫秀丽的自然景色是令人赞美的。亚得里亚海的涛声波影和岸边的万顷海滩，东塞尔维亚的青山翠谷和积雪的晚峰夕照，水色山光，赏心悦目。沿海公路两旁怒放的夹竹桃和结实累累的无花果，红绿相映，显示出一派生机。这锦绣河山，使人难忘；然而更使我们难忘的，还是中南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种革命的友谊随着铁托同志去年访华和华国锋同志即将对南斯拉夫进行的友好访问，已经并将继续开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最 高 访 问”
在南斯拉夫两个星期，我们访问了三个共和国，一个自治省，七个城市，走访了四十几个党政机关、工农企业、居民中心和新闻单位，广泛接触了党政各级领导同志、企业工作人员、普通群众和新闻界同行。所到之处，交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铁托主席去年的访华和即将到来的华国锋主席的回访。尽管华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消息当时尚未公布，但在南斯拉夫几乎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
南斯拉夫同志把华主席的访问称为“最高访问”，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联邦新闻部部长助理马里诺维奇同志对我们说：“南斯拉夫接待过许多国家元首，我们的接待工作是世界闻名的，但是对华国锋主席的接待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因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他还表示，去年铁托主席访华，中国新闻单位作了十分出色的报道，南斯拉夫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全力以赴，把华主席访南的宣传报道工作做好。马里诺维奇同志的话，表达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普遍愿望，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友好情谊使我们十分感动。
南斯拉夫的同志告诉我们，去年铁托同志访华期间，全国电视观众都收看了卫星转播的实况，很多人说：“看了电视，就好象随同铁托同志一起访问了中国，觉得跟中国人民更加亲近了。”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南斯拉夫最近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印刷和装帧极其精美的大型画册，题名是《铁托在中国》。这本画册刊登了七十幅彩色照片，不仅记录了铁托同志去年对中国的访问，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南斯拉夫通讯社主编米·沙拉诺维奇为画册撰写了长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七月十三日晚上，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新闻中心为《铁托在中国》的出版举行庆祝仪式。我们刚下飞机不久，就应邀参加了仪式。在国际新闻中心的会场上，我们会见了南斯拉夫社盟主席托·库尔托维奇，副主席马·采蒂尼奇，以及新闻出版界许多知名人士。中南两国同志欢聚一堂，热烈赞扬铁托主席访华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迅速发展，共同预祝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圆满成功。
“就象在家里一样”
我们到达贝尔格莱德第二天上午，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多·丘拉菲奇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说：“希望你们在南斯拉夫就象在家里一样。”他的良好祝愿不是普通的客套。在南斯拉夫各地访问，亲切的接待，倾心的交谈，确实给我们以“亲如一家”的感受。
七月十五日下午，我们在铁托乌日策参观“一九四一年起义博物馆”，在去金松岭疗养院的路上，遇到南斯拉夫图书出版协会总经理布切瓦茨。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三天，准备回家看望母亲。在上海，他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的旧址，就联想起南共开创的第一个武装斗争根据地——铁托乌日策。他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举行震动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文物，就联想起铁托同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率领武装部队转战各地，同德意法西斯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说：“中南两国的革命斗争太相似了。我曾经想过，要是有一天能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接待中国同志，那该多好啊。今天遇上你们，我太高兴了。”他热情地担任了义务向导，一路上向我们仔细介绍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遗迹，一直陪送我们到金松岭。
在访问贝尔格莱德新市区第四十五号居民区的地方自治利益共同体时，接待我们的南斯拉夫同志中，有一位老战士特别热情。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中国的革命和长征，我们两国虽然离得很远，但是我们的斗争目标是一样的。在访问结束以后，这位老战士还依依不舍，一直把我们送出居民区。
我们参观访问的一些企业，近年来和中国的有关企业建立和发展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斯普利特造船厂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中国远洋轮“隆林号”赠送的丝织风景画。船厂的同志指着这幅画竖起大拇指，称赞这件美术作品，称赞两国之间的友谊。他们说，斯普利特造船厂曾经为中国建造了八艘万吨级轮船，现在正准备接受中国方面的新订货。他们期待着和中国同志一起，再一次愉快地合作。在特雷普查铅锌联合企业，在斯科普里“十月十一日汽车厂”，还有许多别的企业，经理和厂长同志们都向我们表示了发展两国技术经济合作的殷切期望。
为什么同南斯拉夫的许多朋友只是初次相识，却又一见如故呢？华主席说：“中国和南斯拉夫相距遥远，但是，相似的历史遭遇和今天面临的共同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回答。
在一次座谈会上，贝尔格莱德市议会主席日·科瓦切维奇同志告诉我们，贝尔格莱德是个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漫长年代里曾经四十次遭到侵略者的占领和破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三十多年的和平安定。谈到这里，他语调深沉地说：“谈起这些是痛苦的”。贝尔格莱德的不幸遭遇，也就是南斯拉夫历史的缩影。中国人民在解放前“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岁月里，也是屡经内忧外患，生活在颠沛流离、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对南斯拉夫苦难人民的过去感同身受。中南两国人民又都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两国人民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是依靠自己艰苦奋斗，解放了祖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斗争遥相呼应，彼此激励。
在萨格勒布，《信使报》总经理格鲁伊奇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九四○年在地下出版的第一期《信使报》，上面就刊登着中国八路军在战场上围困日本侵略军的消息。我们也告诉南斯拉夫的同志，二次大战期间，中国党的报纸也介绍过铁托同志领导人民武装抗击德意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确实，中南两国虽然相距万里，但是共同的斗争早就把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友谊的传播者
为了让南斯拉夫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我们的南斯拉夫新闻界同行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就在我们访问期间，《政治报》连续刊登前任南斯拉夫记协主席、卢布尔雅那《劳动报》主编米·戈尔尤普的长篇访华报道。我们深感惋惜的是戈尔尤普同志已因病去世，不能和我们一起重叙旧谊了，但他的作品将活在人们心里，继续为发展中南友谊作出贡献。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我们高兴地遇到了中国读者熟悉的女记者达拉。她现在是克罗地亚共和国社盟新闻委员会主席，曾经三次访问中国，并且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一提起周总理，达拉就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她说，一九五五年，她曾在阿尔及利亚看到过周总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一九七一年，周总理在北京会见了她。那时候，总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昼夜操劳，比十六年前明显地消瘦了， 可是依然神采焕发，和她长谈了六个小时。达拉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会见她的那天，亲自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她，告别的时候又一直送到大门口。“一位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工作那样繁忙，可是对来访者竟是这样热情周到，这样平易近人，真让人深深感动。”达拉告诉我们，她正在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已经快写完了，打算用《大治》二字作为书名。她说，毛主席逝世了，周总理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中国人民正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周总理指出的大治天下和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她将以这本书来表达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最良好的祝愿。
向南斯拉夫人民热心介绍中国的，不只是新闻界的朋友。在马其顿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我们访问了共和国文化部，乔·斯塔列夫部长送给代表团团长一本马其顿文的毛主席诗词，这是他从英文本转译的，是毛主席诗词的第一个马其顿文译本。在斯科普里陪同代表团访问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年轻的马其顿姑娘叫薇拉，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使我们感到分外亲切。薇拉上中学的时候读过法译本《红楼梦》，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那年，恰好要向中国派遣留学生，薇拉高兴极了，立刻报名应试，在一大批考生中被录取了。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七年，她先在南开大学，后在北京大学上学，选读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在这四年当中，薇拉和中国同学一起，深受“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之害，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也一起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回国一年来，薇拉在工作之余，把鲁迅的《呐喊》译成了马其顿文，不久就要出版了。下一步，她打算把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介绍给马其顿读者。薇拉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说，我喜欢中国，想念中国同学，希望有机会再到中国去。
象这样辛勤的中南友谊的播种者，我们见到不少。七月二十七日，我们的访问结束了。中午，南斯拉夫记者协会在贝尔格莱德郊区多瑙河边的“葡萄园饭店”举行送别宴会，新闻界的新交旧识重聚一堂，殷殷话别。电视台的音乐家们还特别为我们演唱了优美的南斯拉夫歌曲。记协主席米·米伦科维奇同志情意深长地说：“在诗人笔下，离别总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今天却感到愉快，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你们这次访问，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飞机起飞了。俯瞰贝尔格莱德万家灯火，我们默默祝愿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更加繁荣昌盛，祝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如山高水深，有如松柏常青！（附图片）
铁托总统去年访华时在机场受到华主席和人民群众热烈欢送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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