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

第2版()
专栏：

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炮制出了一大串蛊惑人心的修正主义口号。其中颇为出色、影响甚大的一条，恐怕要算是所谓“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了。这里，从表面上看，他们对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百倍称颂，好象再也没有比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更忠诚的了。其实，这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手法中最阴险恶毒的一招。林彪、“四人帮”正是从所谓“句句是真理”入手，把毛泽东思想这一完备而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割裂、肢解成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以达到他们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是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反映。由于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也就必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原理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着的，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单个词句、个别原理的机械组合。如果无视体系的完整性，把它们分割、肢解成一些互不关联的、孤零零的词句或条文，那就不再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就不成其为真理了。割裂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是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俄国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布哈林、波格丹洛夫，割裂和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妄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列宁尖锐地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事实正是这样，完整性、准确性，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本身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破坏了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可能被歪曲成荒谬的东西。林彪、“四人帮”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每一句都是纲”，就是继承老牌修正主义分子的衣钵，玩弄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诡计。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割裂革命导师的完整论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的，事物内部常包含着各种矛盾，每一矛盾又有它不同的侧面。革命导师在揭示客观事物发展的某一规律时，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论述。只有这些论述的总和，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而不是每一句话都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全貌。例如，人们非常熟悉，毛主席对红与专、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等的相互关系，都有过全面的论述，但不一定都是一次讲的。在一个时候，毛主席可能侧重讲这一方面；在另一个时候，则可能侧重讲那一方面。我们只有把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讲的话，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才能从整体上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大搞片面性，用毛主席强调政治和革命的论述，甚至用某一句话，来取代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完整论述。因而完全抹煞了毛主席关于必须钻研技术、必须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发展生产等重要论述，否定了政治和业务技术、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同一性，引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的荒谬结论，用来为他们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动目的服务。又如，毛主席提出“造反有理”这个著名的口号，本来有一段论述。毛主席指出：“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里说的造反，原来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是造反动派的反，在今天，是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目的是要搞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从毛主席的完整论述中抽出孤零零的“造反有理”一句话，掩盖了这一论述的全貌，抹煞了它的革命的阶级内容，到处搬用这个口号，作为他们搞“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理论根据。这样，无产阶级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造反有理”。他们从毛主席的完整论述中断章取义，抽出一句话来，加以绝对化，宣布为真理，从而把真理变为谬误，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把革命导师的某一论述，从它的体系中抽出来，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任意搬用，以达到歪曲篡改的目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定的真理，都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都是一定条件下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斯大林说：“一切都依条件、地方、时间为转移。”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地方和时间，就谈不上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就无真理可言。革命导师对任何问题的论述，都有其特定的前提和背景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前提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例如关于祖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条件下，针对不同情况，曾有过不同的提法。《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另外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又不止一次地提出“保卫祖国”，号召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民族压迫。这两个原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不顾这两个口号的前提条件和内在联系，蓄意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抓住一个原理，丢掉另一个原理，打出“保卫祖国”的旗号，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挑动工人互相厮杀，使革命的口号变成了反动的口号。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四人帮”使用这种伎俩，也搞了不少名堂。五十年代毛主席为反对唯心主义经验论而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们可以在七十年代用来反对广大有实践经验的革命老干部。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把革命导师对真理的认识说成是直线性的，妄图把人们引向哲学唯心主义泥坑。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总的前进上升运动中，总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进有退、有快有慢，迂回曲折地波浪式前进的，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例如，团结——斗争——团结，治——乱——治，等等，就是这种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事物的内部矛盾，总要经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因此，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包括革命导师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而只能是螺旋式的，它必须经由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毛主席曾经明确说过，我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不是一下就认识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党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和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也不是沿直线进行的。例如，在领导人民公社的革命运动中，在农村要不要保留自留地，要不要实行评工记分的按劳分配制度和要不要采取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上，就曾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螺旋式认识过程。对于人的认识也是一样。当一个人的本质还没有暴露到一定程度，还被一些假象蒙蔽着的时候，人们是不可能一眼就把他看清楚的。必须经过严峻的斗争考验，经过实践中的反复观察和审查，才能最后识别他。同时，人也是会变的，好坏的程度会变，好与坏也会互相转化。所以，对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帮”完全抹煞事物发展的曲线过程。在他们那里只有“乱——乱——乱”“斗——斗——斗”一类的“独立的完整的直线”。他们鼓吹“句句是真理”，正是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把革命领袖说成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完全否认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他们也正是如列宁所批判的那样，把革命导师对真理认识的螺旋曲线，任意切割成一些“片断”、“碎片”、“小段”，把某一“小段”拿出来，片面地加以夸大，加以直线化，使之成为脱离实际的东西，来破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把人们引向僧侣主义的泥坑。
对林彪、“四人帮”这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他们信奉的是实用主义，是“有用即真理”。他们自己根本不信奉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照办”。毛主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曾经多次警告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反复对他们讲，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们同样一句也不听。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类荒谬的超级高调，不过是他们往自己脸上贴的金子，是他们用来打人的棍子，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肢解、割裂、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据”罢了。我们必须彻底地粉碎它，肃清它的流毒。
（原载八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