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能提为工程师吗？

第3版()
专栏：

他们能提为工程师吗？
最近，成都市化工系统提拔了三十一名技术人员为工程师。在酝酿定职过程中，其中四名技术员的政治条件引起了争论。　　这四名技术员的情况是：　　望江化工厂技术员张永一和成都化工研究所技术员陈加甫，一九五七年定为右派，分别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十多年来，这两个同志在政治上表现是好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工作，在技术上作出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成绩。
成都制药二厂技术员李嵩，一九五二年因破坏三反运动，被判刑劳改三年。一九五五年刑满释放，至今二十多年来，他注意改造世界观，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比较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努力钻研技术。他工作不计较时间，不计较报酬，不怕吃苦，带头干那些又累又容易中毒的活。李嵩负责试制和投产的原料药有三十多种，实现了较大的技术革新二十多项。
成都化学试剂厂技术员吴永昌，出身地主家庭，大哥是原中美合作所特务，解放初期病死狱中。解放后吴永昌积极要求进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动检举揭发他大哥的反革命罪行。后来他被列为“特嫌”，长期挂起来，控制使用。
这四名技术员论技术水平和工作成绩，都够工程师标准。就是由于有过政治历史问题，引起了争议。
成都市化工局党委和有关单位党组织，认真查阅了这四名技术员的档案材料，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多次研究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他们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不是“重用坏人”。有些同志担心把张永一等四名技术员提拔为工程师，又会被说成是“重用坏人”。化工局党委及有关单位党组织认为，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是党的一贯政策。林彪、“四人帮”把执行这一政策诬蔑为“重用坏人”，是对党的政策的严重破坏和恶意歪曲。真正重用坏人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却倒打一耙，把“重用坏人”这顶帽子扣在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头上。大家在讨论中指出，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象张永一技术员虽然犯过敌我矛盾性质的错误，但经过党的教育改造，矛盾性质早已转化，过去的错误已成为一个政治历史问题。既然他已变成了好人，矛盾性质已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大胆提拔使用，发挥他的技术专长。
二、是不是“不讲阶级路线”。成都化工研究所党支部认为，我们党对家庭出身问题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讲阶级路线，并不是死扣家庭出身。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凡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我们都要团结，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大搞形左实右，鼓吹反动的“血统论”，把本来是团结和依靠的力量，颠倒为专政的对象。讲阶级路线，不仅要看出身成份，更要看政治表现，看为那个阶级服务，对那个阶级有利。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今天，吴永昌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我们就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有利，对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利。
三、对科技人员的晋级和授予技术职称，不能象发展党员和提拔党政领导干部那样来要求他们，主要是看他们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技术水平。化工局党委在提拔这批工程师时提出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政治上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工作上兢兢业业，服从组织分配，三是在生产技术上应当是拔尖的，有重要技术成果的。
四、有人说，对有过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还要再经过长期考察，方能提拔。化工局党委认为，张永一等同志已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多年的考察，证明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生有几个十五年、二十年？不应该漫无止境地考察下去，应该珍惜时光，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五、要实事求是地做好“悬案”的结案工作。成都化学试剂厂技术员吴永昌被列为“特嫌”，挂了十多年，还规定“此人不能重用”。化工局党委审查了吴永昌的全部材料，听了厂里的汇报，发现把吴永昌列为“特嫌”的主要依据是他本人对他大哥的揭发材料。立案的依据就很不充分。局党委认为，吴永昌的“特嫌”问题所以挂了多年，是“宁左勿右”这一错误思想作怪，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现在，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积极慎重地做好悬案的结案工作，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可挂可不挂的不挂。成都化学试剂厂党总支分析吴永昌的档案材料，认为吴永昌历史清楚，家庭、社会关系问题也都向组织上交待清楚。他参加革命以来，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党总支根据吴永昌现有材料和一贯表现，否定了“特嫌”问题，提出应把他提拔为工程师。
在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成都市化工局党委决定提拔这四名技术员为工程师。
这四名技术员和其他二十七名技术人员一起被定职为工程师，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说，提得对，提得好。这不是为他们个人争荣誉，而是为国家发现人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输送人才。张永一等同志本人也受到很大鼓舞，积极性更高了。其他一些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和本人有过一些政治历史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
本报记者　杨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