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到了自订“土政策”的苦头

第2版()
专栏：心里话

我尝到了自订“土政策”的苦头
我一九七二年开始做基层工作，先后在中村公社、五竹公社任党委书记。党中央最近转发的湘乡经验和所作的重要指示，及时给我敲了警钟。
我用两三件事说说自己制订和执行“土政策”的沉痛教训。
第一件，说一下“罚款”的事。那还是在中村公社工作的时候。为了尽快改变生产面貌，一九七五年冬，公社成立了四百多人的“农田基建营”，轰轰烈烈大干了一阵子。后因公社经济力量不足，“农建营”的生活问题无法解决，加上各大队之间的兑现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农建营”劳力越来越少。公社三令五申催促，仍然无济于事。怎么办？干脆用“罚款”的办法：短少一个劳动日，罚生产队一块钱，看你出工不出工。可是，生产队不买账，劳力非但上不齐，反而更少了。为了兑现“土政策”，我们坚持扣生产队的钱。生产队不交，我们就从信用社提取生产队存款。石板沟、小北沟等生产队，底子本来就薄，经过“罚款”就更穷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对这种作法非常不满。他们说，这那里是共产党的政策，分明是在坑生产队。结果“农建营”最后只剩下七十多人，几乎垮了台，大干快上停留在口头上，改变生产面貌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件，说一下“不准盖房”的事。调到五竹公社以后，看到有的人随便盖房，影响了出勤，我十分着急。心想，这样下去，低产穷社的帽子哪年能甩掉？于是，又想规定它几条，把群众“卡”一下，便订了一律不准盖房的“土政策”，宣布任何人不得违抗。一九七七年以来，全社有二十七户社员申请盖房，公社不看具体情况，一概不理睬。土桥大队社员郭炳礼，去冬不幸失火，三间房屋全被烧掉，几次请求盖房，公社不批不管，使他至今还住在生产队库房里。对这样的做法，群众很有意见。
第三件，说一下“禁止赶集”的事。去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保证足够劳力出勤，我们制订了禁止赶集的“土政策”。公社先后设立了两道“关卡”，专门阻拦上街赶集的社员，不准任何人携带农副产品上市。私自通过“关卡”的，有物者收物，没物者罚款。这样做，赶集的人还是没有挡住。你白天挡，他晚上去；你晚上挡，他绕道去。挡来挡去，农田工地的劳力还是上不齐，不少队甚至比往年还上得少。吉家沟大队几十名社员，连续几个晚上绕道进城出售木炭，晚上不能休息，白天不能劳动，有的赶一天集还得休息一天。贫下中农痛心地说：“多种经营没搞好，社员手里没钱花。集市贸易不准搞，吃盐看病没办法。不知道这是哪一级的政策，为啥不替群众想一想！”
最近，我们在全社认真抓了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工作，废除“土政策”，调动起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家战伏天，夺高产。全社四千四百亩玉米，普遍追了一次肥，锄了一次草。两千三百亩杂粮，全部拔了一次草。增种了八百亩荞麦、一百亩绿豆、四百亩三季豆和五百亩油菜。所有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大有希望。这段实践，使我深深感受到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
陕西山阳五竹公社党委书记王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