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
1978-10-31 00:00 |
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第3版()
专栏：
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本报评论员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最近出现了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为内容的短篇小说。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十一期）开始，我们陆续读到了吴强的《灵魂的搏斗》（《上海文艺》第五期），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鸭绿江》第七期），卢新华的《伤痕》（八月十一日《文汇报》），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人民文学》第九期），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第二期），等等。这一批作品激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许多同志给予热情的赞扬，有些同志对某些作品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报刊上对一些作品开展自由讨论，广开言路，这对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大有好处的。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毛主席说过：“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评判一篇作品的好坏，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为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描写和反映的主要对象，是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又是文艺作品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的鉴赏者。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不是少数人说了就算数的，而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定。在这方面，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他们会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短篇小说刊出以后，广大读者争相传看，议论纷纷。他们在表示热情欢迎的同时，也针对某些作品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希望。这就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的。因此，评论文艺作品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对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是非问题，靠行政命令来解决是不好的。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的出现，是揭批“四人帮”斗争深入发展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设置许多禁区，制造种种禁令，扼杀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弄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整个文坛百花凋落，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清算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和禁令，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班主任》等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就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探索的初步成果。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许多作者是初学写作、缺乏经验的青年，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大部分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我们应该容许作家，特别是青年作者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作家们敢于拿起自己的笔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敢于对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进行思考，敢于反映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生活中和精神上的“伤痕”，敢于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是很可贵的，应该给予热情的支持。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应该允许这些新花开放。
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影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文艺是反映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的。一个对革命对人民负责任的作家，要正视而不要回避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重大题材之一。现在，“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两年了，但是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流毒和影响，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严重存在，清除这些流毒和影响，还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如华主席指出的，揭批“四人帮”仍然是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用文学艺术的手段，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对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人民群众身上的“内伤”进行批判和触动，帮助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本质，认清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使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更加仇恨林彪、“四人帮”，更加热爱华主席领导下的新历史时期的美好战斗生活。
文艺作品对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进行揭露，不能说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作品就是“暴露文学”。我们的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以及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是应该加以暴露的。毛主席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就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是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沉滓泛起。对于他们这一伙，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舆论，包括革命的文艺，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也要通过揭露和批判，加以肃清。这种揭露和批判，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正是歌颂革命人民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坚强意志，怎么能说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暴露文学”呢？
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反映生活的。因此，运用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和影响，必须解决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提出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本质方面进行了较好的艺术概括。但是，其中有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可以提高。比如有的作品如果描写人民群众的力量，表现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更充分些，就可以塑造出更为生动更为典型的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的艺术形象来；有的作品的某些情节、细节的真实性还可以多推敲一下。许多读者对某些作品提出的批评和希望是有道理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有它的两重性。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四害”横行时期，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凶残，另一方面是革命人民英勇的斗争。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声讨“四人帮”的英勇搏斗，全国各地人民以各种不同形式反对“四人帮”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就是历史的见证吗？尽管作家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有所不同，不能作刻板的规定，但就本质上说，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暴露他们的罪恶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同它所进行的斗争，要写出人民的力量，要显示出人民必胜的前景，要塑造出同这种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使人们通过艺术形象的教育感奋起来。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方面，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作品的艺术效果是会不同的。
我们时代的斗争生活是壮丽多彩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和影响为内容的作品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方面，但光有或主要是这方面的作品是不够的。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特别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也要重视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华主席还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漫长的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斗争，创造了伟大的英雄业绩，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今天，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进行新的长征。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斗志是高昂的，精神是振奋的，八亿人民正在以巨人般的步伐，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挺进。我们的文艺应该谱写我们时代的英雄凯歌，唱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深入生活，努力搞好创作，用各种文艺形式，反映出新长征中各种英雄的业绩，塑造出新长征中的各种英雄人物，描绘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丽图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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