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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斗 1979-01-31 00:00

贞观“兼听”史话——昭陵博物馆采访札记

第3版()
专栏:

贞观“兼听”史话
——昭陵博物馆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王焕斗
乘天气晴朗之时,登上西安城楼,遥望西北,巍峨的九嵕山尽收眼底,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实际上属于“开国之君”的李世民就埋葬在这里。李世民的墓地,称为昭陵,距今礼泉县城四十五里。整个陵园三十万亩,包括一百六十七座功臣、贵戚的陪葬墓。其中,有一部分陪葬墓的文物已发掘、整理,在昭陵博物馆内展出。
这个博物馆座落在九嵕山前紧靠公路的李勣(徐懋功)的陵园内。徐懋功墓由三丘合成,象征他在三次战役中建立的军功。墓旁是博物馆的展览大厅,墓前两侧排列着原有的石人、石狮和石羊。迎面立着高达十八尺的墓碑,以行草书写的碑文,字迹秀丽洒脱,是唐高宗李治的“御笔”。仔细看了碑文以及徐懋功的墓志以后,使人不由得想起杜甫《重经昭陵》一诗中“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的诗句。
徐的墓志,以权威性的第一手纪录,写明了他在群雄之一的李密兵败以后,随即投唐的经历,具体证明,李世民得天下,不是靠的“三尺剑”,更不是“历数归”,而是作为一个豪门贵族子弟,乘隋末农民起义之机,打着反隋旗号,夺取了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唐王朝。
这些是李世民本人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面。昭陵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孙迟对记者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只准讲帝王将相这种巧取豪夺、骄奢淫佚、封建落后的一面,好象前人没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可以介绍过去不敢讲的另一方面的史实了。这也许能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
的确,仅初唐这段历史,便有相当可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李世民是在公元六二六年接替唐高祖李渊当皇帝的,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元年。当时,国库空虚,灾害频繁,人民穷苦,边防也不安宁,政权很不巩固。他害怕重蹈隋亡国的覆辙,日夜焦虑不安,深知靠他一人办不好这么多的事情,就问魏征怎样才能不作“暗君”,当个“明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受到很大启发,以后就比较兼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采取一些比较进步的政策和办法。贞观时期出现过“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遍)野,人行数千里不赍(带)粮,民物蕃息,四夷(外族)降服者百二十万人”的升平景象。《新唐书》的这段记述,虽不完全可考,但在昭陵博物馆也能见到若干物证和旁证。眼前的许多文物、史料不仅反映了当时农、牧、手工、建筑、外贸等业的发展水平,以及绚丽多彩的书法、雕刻、绘画、陶塑等艺术成就,还证实了以兼听为其重要特色的“贞观之治”,怎样通过广开言路,使李世民与一些出身、民族、经历不同的官员们常常能够统一政见,巩固了他的政权,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事业。
“兼听”与“求谏”
贞观时期,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当然没有言论自由,但在宫廷内部却显得比较开明。李世民为了巩固政权,经常采取“求谏”的态度,想方设法引导官员们为他出主意想办法。
他求谏的办法之一,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树立“直谏”的榜样,借以鼓励人们打消顾虑,敢于讲话。宰相魏征就属于这种榜样。李世民要修建飞山宫,魏征批评他是走隋炀帝“不虞后患”的道路,劝他不要劳民伤财,“以暴易暴”;李世民准备去泰山行“封禅”大典,魏征坚决反对说,这种做法是皇帝崇虚名而国家受实害,只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李世民接受了魏征的这类谏议,经常褒奖他,曾说:“征每犯颜直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
李世民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丢掉了他过去的一些长处,魏征就写了一篇奏章,题目是《十渐不克终疏》,批评他在十个方面没有始终不渝地保持贞观初期的优点,建议他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坚持节俭原则等等。李世民反复研究,深感这篇文章词强理直,就把它写在屏风上,便于随时警诫自己,并向魏征保证说,今后如不照你的意见做,就没脸见你了。魏征在他的鼓励下,先后建议二百余事,他的《论治疏》等著名的奏议文章,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
魏征死于贞观十七年,李世民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荣誉。他说,魏征死去以后,自己好象失去了一面明辨得失、照见己过的镜子。他曾以“浪浪泪空泫”的诗句表达悲痛心情。他还把魏征的坟墓安排在为自己建造的陵寝近前,同样以山为圹(墓穴),规格高于嫡亲公主的墓葬。
李世民还采取重赏的办法,鼓励他手下的人大胆讲不同意见。贞观四年,他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说:按现时的财力物力,远不如隋时雄厚,你要劳民伤财,修建这项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恐怕还不如隋炀帝。李世民反问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殷纣又怎么样呢?张玄素毫不畏缩地答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就要落得和他们同样结果了。李世民被驳得无话可说,承认自己考虑不周,遂将此令收回。因为张玄素敢于“以卑于尊”,赐给绢布五百匹,以奖励他的“忠直”。
李世民又很注意树立“忠谏”的风气,重视来自多方面的合理建议,一时形成上朝时有人直谏,回到后宫还有人直谏的气象。据文献记载,李世民心爱的一匹马无病而突然死去。他恼怒地要杀养马宫人。皇后说,当年齐景公也象这样因马死而要杀养马人。齐大夫晏婴便为养马人列出罪状说:你为了养马而致被杀是第一条罪;你使齐景公因马杀人,老百姓听说此事必然埋怨景公,这是你第二条罪;诸侯听说此事,必然轻视我国,这是你第三条罪。景公经他这么一批评,知道做得不对,就免了那个养马人的罪。皇后讲到这儿说,陛下你是常读书的人,怎么忘了这件事呢?结果太宗接受了她的巧妙批评,打消了因马死而要杀人的念头。当时,不单是大臣、皇后敢谏,小官也敢谏。栎阳县丞(八品官)刘仁轨,对太宗正在秋收大忙季节去同州地区打猎的决定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改在冬闲时进行。太宗对这一谏阻,不但完全赞成,收回了成命,还把刘仁轨的官职提升一级。
“兼听”与“杜谗”
隋炀帝把一些“欺上骄下”的人置于自己周围,听信谗邪,终于亡国的事实,被李世民等人当作教训来记取。他们在提倡广开言路的同时,为了使“忠谏”畅行无阻,比较注意杜绝谗言。
在这方面,他也作过“典型示范”。李世民登上皇位不久,便对武德时以谗言得宠的宰相封德彝说,武德年间很多误国害民的事都和你有关,随后就把他免官为民。在昭陵陪葬人物中有宇文士及,昭陵碑林内也收存了他那矮小的墓碑。此人在唐高祖武德时期作过中书令,但在贞观时期不被重用。他既是先朝老臣,又和唐太宗是儿女亲家,但因他是一个“佞人”,所以李世民对他保持距离。有一次李世民称赞一棵树长得很茂盛,他乘机恭维、讨好,李世民当面批评他说,魏征经常劝我少亲近那些“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谁,原来就是你!
见了昭陵博物馆的尉迟敬德夫妇用工精巧的墓碑,以及著名书法家王知敬为敬德写的碑文,使人想起这位初唐的将领险些被谗言搞得人头落地的故事。他是为某些大将鄙视的降将,和他一起归唐的一个名叫寻相的同伴又很快背弃了李世民,敬德被诸将当成嫌疑犯抓了起来。有两名大臣对李世民说,敬德慓悍,既已抓了起来,结下猜疑,如不快杀,将来出了问题就悔之晚矣。李世民说,不然,敬德要是背叛我,怎么会在寻相之后才反呢?就把敬德放了,还给他一些钱说,我不相信那些谗言,如果你想离开我,就把这笔钱拿去用吧。后来的实践证明,李世民不凭空怀疑和轻易杀害敬德是对的。勇猛异常的尉迟敬德出生入死地为他立了很多功劳。
贞观时期宫廷内也具有一种群起杜谗的空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克服历代帝王那种“龙颜”难犯等弊病。魏征经常犯言直谏,也引起许多谗言谤议,李世民曾对他产生猜疑和不满情绪,甚至要处置他。据文献记载,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我总有一天要杀这个乡下佬。文德皇后惊异地问他要杀谁?太宗说,魏征每每当朝伤我的面子。文德皇后知道是魏征据理直谏得罪了皇帝,便默默地退回内室,穿戴起皇后礼服,要对太宗“行大礼”。太宗莫名其妙地问:你这是干什么?文德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么一批评,提醒了太宗,再也无话可说,也就心平气和了。
“兼听”与“纳贤”
我国已故的知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肯定了李世民在“用人”和“纳谏”两方面有突出表现。要广开言路,就不能不广泛选择有才干、有经验、有真知卓见的人才,而且要抛开所谓出身“低贱”、非亲非故,十全十美等偏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选拔。唐朝的开国功臣中有很多人是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徐懋功、程知节、吴黑闼等都是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后来也都参加了瓦岗联军。这些人的碑石或墓志中都记载了他们的上述经历。魏征出身“低微”,在隋末当过道士,跟着李密投唐以后,起初又辅佐同李世民誓不两立的太子建成。尽管如此,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仍未忽略他的才能,使他为唐朝的兴旺发达出了力。
李世民纳贤的办法也是很多的。他频频督促大臣们“举贤”;认真从招考中挑选人材;他还经常发动官员们议政,了解他们的才干。在昭陵陪葬的马周,原是“山东布衣”。贞观五年,李世民发动官员议政时,他在中郎将常何家里作客,替常何向李世民上书建言二十多件事。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一个粗疏少文的武将,便向常何查问上书一事,结果发现了马周,立即引见,授官监察御史,后任中书令,担任宰相职务。
贞观五年,有些人主张封功臣和亲王为世袭刺史,并让其子孙后代继承爵封。这样做就会阻塞选贤之路,埋没人材。魏征、马周、李百药等人都发表了反对的意见,到第二年终于否定了这个提案。昭陵碑林里段志玄、李靖等人的碑文中就记载了这件事,说是
“竟例不行”,不按前人的陈规搞世袭了。
杜甫在另一首《行次昭陵》的五言诗中,曾以“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描绘当时贤臣集聚,直言敢谏的情景。李世民确实招纳了不少人材,以“纳贤”保证了“纳谏”,常常兼听到许多有益的意见,避免了不少过失。如果说小官出身的房玄龄在选贤举能方面经常建言,起了重大作用,被李世民视为左右手,那么出身“微贱”的马周,在参与国政方面则有不少独到的建议,比如根据他的意见,李世民重视了对地方官员的选择和考核。至于魏征的才干,更是早有定评了。
“兼听”与制度
贞观年代的兼听,包括直谏、争论之风是有制度作保证的。唐代采取了“中书出命,门下审驳”和尚书执行的制度。皇帝要发布的政策和命令都是先由中书省起草,再由门下省研究通过,如有不当之处,门下省可以提出意见“奏还”,经过反复研究,然后交由尚书省施行。互相间形成配合、制约及监督的关系,都有比较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为了认真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唐太宗曾就审议不认真的现象多次进行批评,他说:许多人常常以为是皇帝已经批阅过的政策措施就不再提出修改意见,这是“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乃亡国之政也”。他还经常用隋炀帝一人说了算,大臣不肯力争,结果“天下大乱”,“家国两亡”的例子来说服周围的大臣,鼓励他们要“徇公亡私”。李世民确实重视各职能部门的意见,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在行宫未按才德兼备的原则,把司农卿李纬任命为户部尚书。但他不知当时留守京城的房玄龄有啥意见,便向来自京城的人打听,那人说,房玄龄听说任命李纬当户部尚书时,没有说别的,只称赞他长了一把好胡须。李世民体会了房玄龄的意思,便调整了李纬的工作。贞观时期,还立有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及时谏诤的制度。
实行这个制度会不会使颁布一道政令要花费很长时间呢?昭陵博物馆的孙迟,指着库房里的一块石碑对记者说,这是临川公主晋封爵号时的“诏书文”刊石,记载着中书省起草于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日,门下省第二天通过,尚书省在同一天向受策封者和有关部门下达。说明按制度办事,不一定拖延时间。
“兼听”与法律
贞观初,李世民命令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对以前的法律条文重加修改,称作《唐律》。后来,长孙无忌还逐条作了解释,即是流传至今的《唐律疏义》。这是封建王朝一部较完备的法典,为以后各朝所遵循。
有了法律,大臣们进谏有了根据,议论更为活跃,皇帝也可兼听更多意见。在昭陵陪葬的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亲生女儿。唐太宗给他这个爱女筹办嫁礼时,打算超过长公主(皇帝姊妹辈)的规格,魏征坚持按《唐律》内“令式”的原则和规定办事。李世民只好放弃他原来的打算。
鄃县令裴仁轨,因“私役门夫”被李世民发现,下令要杀他。有一个名叫李乾祐的殿中侍御史说:“法者,陛下以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李世民悦服。免去裴仁轨死刑,奖赏了李乾祐。
濮州刺史庞相寿,犯贪污罪被撤职,因为他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前的老部下,上书请求免罪。李世民可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反对说,你当年的老部下很多,照这样做,恐怕人人都仗恃你的旧情违犯法律,使好人担心受违法者之害。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意见,对庞相寿说,我过去作秦王时是一府之主,今居王位,乃四海之主,不能“独私故人”,大臣们严格依法办事,我岂敢违反呢,就送了些东西,打发他走了。
贞观年代,统治集团内部这种思想活跃,畅所欲言的风气,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使他们能够比较注意“用人唯贤”、“休养生息”,对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以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写下了可贵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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