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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超人 1979-02-02 00:00

走出会议室,跳出文件堆——党委转移工作着重点,必须在作风上来个革命

第3版()
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走出会议室,跳出文件堆
——党委转移工作着重点,必须在作风上来个革命
为了保证各级党委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当前急需采取一些什么重大措施?记者在各地采访中听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声疾呼:必须雷厉风行地在作风上来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坚决走出会议室、跳出文件堆。只有使各级党委从沉重不堪的“五多”负担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他们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不是“从空中”、而是深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带领群众冲锋陷阵。
“五多”危害已久,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指示中,就已经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五多”现象的根源是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并明确规定,“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
但是,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那些日子里,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作风,使“五多”、特别是会议多和文件多的现象,在我们党和政府机关以及实际生活中空前膨胀起来,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会议接踵不断,文件堆积如山,领导干部不得不脱离劳动群众,成年累月在会议中“蹲点”,到文件里“跑面”。领导机关年复一年、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文件库”、“会议厅”。这一切,在当时许多地方已是多见不怪的现象了。
一九七五年,记者曾到陕西南部山区调查,那时就听到许多干部群众议论,有的县委书记通宵达旦地参加会议,有的地委干部坐在汽车上还要看文件,可是,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却都不甚了了。这个地委的十一个常委中,每年到基层单位或农村连续蹲点一个月的一个也没有;全区十个县的县委一、二把手中,每年到农村蹲点劳动达到五十天以上的连一个也找不出来。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不愿下去,而是“五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实在挤不出时间来。我专门到一个地势偏僻的山区县搞过一个统计。这个县的总人口只有十五万二千多人,区社两级行政干部的编制只有三百零五人。但是,全年集中在县城开会的干部总共达到四万三千二百多人次。这就是说,每天跋山涉水到县城参加各种会议的干部平均在一百二十人左右,超过了全县区社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个县委在一年时间中印刷各种文件和报表共用油光纸七十令,每令五百张,裁成三十二开文件纸共计一百一十万页,平均每天印刷文件、材料和报表三千多页。由于会议多,文件、报表多,县委领导干部的双脚就被捆在机关的大门内,布置和检查工作主要依靠打电话,靠电话会议。据统计,县委在一年时间中开销的电话费高达一万五千元,平均每天打电话的费用在四十元以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广大领导干部精神振奋,各级党委的工作作风发生了变化,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正在逐步恢复和发扬起来。但是,记者在采访中还深深感到,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们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在工作作风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严重的问题之一,仍然是会议过多,文件材料过多,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它束缚着、障碍着各级干部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最近,记者到四川省西南部的山区采访。这里的地、县两级领导同志都纷纷为会议之繁、文件之多而叫苦连天。记者请地委办公室作了一个统计。就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时间中,省和中央各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就有四十个,指定要地委、地革委和地属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计四百八十八人次。为了及时传达和贯彻上级会议的精神,地区一级又不得不相应召开各种会议十八个,指定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共八百六十五人次。两项合计,全区领导干部每月开会十九个,每月参加会议的达四百五十多人。地区农业局共有正副局长六人,每月有一半左右被指定专门“应付”会议,有时还“应付”不过来。有的部门的同志苦笑着说,他们经常采取开会“轮流专职化”,在一定时间指定几个同志干脆离职开会,以保证其他同志有机会做点实际工作。还有文件之多,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里还有一个统计: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地委和地革委收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文件共一百六十件,省委、省革委及各部委的文件和材料共七百三十七件。此外,地区发出的文件和材料共二百九十七件,各县各部门上报到地区的文件和材料共三百三十一件。这样,地区一级的领导同志在三个月的时间中总共要阅读文件和材料一千五百多件,平均每天阅读文件和材料在十六件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领导同志即使其他任何事情不干,集中力量开会和看文件也会忙得头昏眼花,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深入实际和深入群众,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当然,决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会议,也决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文件和材料。有些会议是非开不可的,它们本身就是头等重要的工作,有些文件和材料也是非读不可的,它们正确地指导着我们的革命实践。但是,如果会议和文件多得象千头万绪的绳索一样捆绑着我们领导同志的手脚,使他们逐步走上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道路,那么,对这些会议和文件还不应当大刀阔斧地砍掉一些吗?
列宁曾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
“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
列宁说的是办报问题,但它的意义要广阔得多。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列宁的这段话应当成为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座右铭。
我认为,砍掉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废止一些毫无用处的文件和材料,让各级领导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近工农群众,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实际的建设工作,这是保证各级党委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一个重大措施。
郭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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