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显扬 王贵秀 |
1979-02-28 00:00 |
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
第3版()
专栏：
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
张显扬 王贵秀
“假左真右”这个提法是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提出来的，最早见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假左真右》。
在揭批“四人帮”的一定阶段上提出“左”和“右”的问题，是势在必行。大家清楚地记得，建
国以来，我们不断地进行路线斗争，几乎每一次都是
反右。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种只反右不反“左”的做法，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右”、
“夺权”成了唯一目标，今天批“极右路线”，明天批
“右倾回潮”，后天又批“右倾翻案风”。据说，这样做还是有理论根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没有“左”的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永远是主要危险。这样，在路线斗争问题上就形成了一条戒律：只准反右，不准反
“左”。谁要是反“左”，谁就犯了弥天大罪。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长时期地、一个劲儿地反右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几乎把党和国家推上毁灭的边缘。实践是最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它无情地宣告了这一套所谓
“创造性”的路线斗争理论的破产。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戒律理应打破。但是，由于我们的思想受了长期的禁锢，不能很快解放，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仍然沿用了“极右路线”、
“右得不能再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等等提法。其实，实际情况是再清楚不过的，林彪、“四人帮”路线根本不是什么“极右路线”，而是彻头彻尾的“左”倾路线。如果真是把它当作“极右路线”来批，继续反右，那势必重蹈历史覆辙。不仅批不到要害处，反而会助长“左”倾的声势，越批越“左”。我们党和人民的头脑是清醒的，尽管提法上不正确，在实际批判的过程中，还是把斗争的锋芒主要地指向林彪、“四人帮”的“左”倾路线。否则的话，这两年多来，拨乱反正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更不可能提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但是，提法上的错误毕竟不是没有影响的。由于我们没有能正确地概括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很多问题不能迅速地、大张旗鼓地加以澄清，许多必须立即转弯的问题不能立即转弯，大批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不能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总而言之，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发展，这种指“左”为右的提法越来越成为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障碍，成为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面临的新任务的障碍。
这个障碍必须打破。人们都在思索，如何能找到一个适当的提法，一方面要把林彪、“四人帮”的“左”的特点点出来，一方面又不要直接触犯那些流行的
“天经地义”的说法。所谓“假左真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是人们为了理直气壮地批判林彪、
“四人帮”的“左”倾路线而作的一个尝试和努力。尽管用这个提法来概括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谈
‘左’色变”的状况来说，却是一个突破。不管真“左”也好，假“左”也好，反正它把林彪、“四人帮”和
“左”联起来了。从此以后，就陆续出现了批“左”的文章。同时，“假左真右”的提法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假左派、真右派”的本来面目，这对于消除国外某些好心的糊涂人和恶意的清醒者把林彪、“四人帮”看作“激进派”、“左派”等等的错误观念，也是有益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提法一出现，立即为人们所欢迎，不久以后就广泛地流行起来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假左真右”的提出确有一番不平凡的意义，可以说，它对于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起了开路作用的。
但是，事情是在变化的。由于这个提法从一开始就没有确切的定义和严格的界说，没有指明这里所说的“左”“右”究竟是派别的左右呢，还是路线的“左”右，也就是说，没有指明提法的使用范围；加之，有些同志一看到一个新的提法就不加思索地拿来使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用得很不恰当的现象：只要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不管是什么问题，几乎都要安上“假左真右”。
为了说明这种滥用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我们不
妨把报刊上使用这个提法的情况列举一下，大体说
来，有十种之多。
（1）用于派别。例如：“林彪一伙是反革命两面
派，既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反革命政变阴谋，又要
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打扮成‘最最最’革命的‘左派’。概
括起来说，就是假左真右。”（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
日《人民日报》）
（2）用于路线。例如：“我们必须……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3）用于理论和观点。例如：“林彪、‘四人帮’确实没有革命理论，但有一套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有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假左真右的理论，怎么会欺骗那么多人。”
（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广大干部和群众批判了‘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以及种种假左真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4）用于思想体系。例如：“中央报刊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实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光明日报》）
（5）用于“左”的修正主义。例如：“……特别要警惕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用否定人民民主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左’的（即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6）用于政策。例如：“‘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这本来是党的一贯政策。但是，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却搞假左真右。”（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
（7）用于手法。例如：“林彪、‘四人帮’用假左真右的手法，抛出‘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
（8）用于口号。例如：“驳‘四人帮’几个假左真右的口号”。（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光明日报》）“不把那些假左口号一个一个地批透，拨乱反正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9）用于林彪、“四人帮”思想和行动的全部总和。例如：“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不论对军队还是对地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总之，‘四人帮’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手法上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假左真右。”
（《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10）用于与林彪、“四人帮”有关的一切问题。例如：“政治经济学中假左真右的标本”（指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七日《光明日报》）“一种假左真右的法西斯社会主义”（指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广播讲座《谈谈党内资产阶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文汇报》）
“假左真右的政治和假左真右的哲学”（指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的《哲学小辞典》）。（一九七八年第六期《红旗》）“教育战线上一个假左真右的典型”（指“四人帮”控制的“五七公社”）。（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假左真右的模式图”（指一部小说）……
在十种不同的用法中，有些文章常常是几种并用，忽而指派别，忽而指路线，忽而又指理论、政策、手法等等。由此可见，“假左真右”确确实实已经被用得很乱了。这样乱用的结果，事情就走向反面了。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提法都只能适用于一定的对象，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是合理的、科学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合理、不科学了。“假左真右”这个提法也是这样，也只能适用于一定的范围，象现在这样滥用，就使它变成了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不能表达任何概念的套语、标签。这就不仅糟蹋了这个提
法，更严重的是，在政治上模糊了林彪、“四人帮”路
线的性质，在理论上混淆了“左”右两种机会主义路
线的界限。如果说最初提出“假左真右”曾经为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起了开路作
用的话，那末现在这样滥用，特别是把它作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概括，则成了科学地、直截了当地、深入地批判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障碍，而且对我们今后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也将产生不利
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必须纠正的，而且纠正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从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的情况来看，“假左真右”的说法略有减少，这说明理论界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注意。现在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严格地规定“假左真右”这个提法的使用范围，并说明为什么不能用这个说法去概括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
“假左真右”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什么范围内使用才是合理的呢？只有在一种意义上，即只有在政治派别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只有用它来概括林彪、“四人帮”这个反动的政治派别的性质才是合理的、科学的。因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反革命派、右派。为了掩护自己欺骗别人，他们往往以“最革命”、
“最最最革命”的面目出现，因而，看起来象“左派”，但实际上是右派，即假左派真右派。这就是说，用“假左真右”来概括他们的政治面目，是恰当的。它不仅揭露了他们的本质，而且揭露了他们的假象，揭露了他们表里相背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特点。这就是“假左真右”这个提法所能适用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用于任何别的方面，特别是用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完全不合理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把政治派别的左右和政治路线的“左”右区别开来。
诚然，路线的“左”右和派别的左右在历史上确有某种联系。大家知道，派别的左右，即左派右派的说法，最早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院中在对待革命措施的态度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成了拥护派和反对派。后来，由于种种复杂而又偶然的原因，第三等级院开会时，拥护派坐在会议大厅中央主席大桌子的左边，反对派坐在右边，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左派和右派。以后沿用下来，左派就成了革命派、进步派、激进派等等的统称，而右派则成了反革命派、反动派、保守派等等的统称。这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历史来源。直到现在，左派右派的含义基本上还是如此。介于二者之间的、动摇不定的则称为中派或中间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倾向和路线上的“左”右，就是从这个左派右派的说法借用和转义而来的，分别用它们来表示两种不同形态的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即“左”倾和右倾，“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现在，在“左”倾机会主义的
“左”字上所加的引号，就是这种借用和转义的遗迹。因为左派是好的，而“左”倾是不好的，加上引号就表示它与左派的左不同，具有贬斥的意义。至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右字，则不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它和右派的右字同样是贬义。这就是“左”倾右倾和左派右派在辞源学上的联系。
但是，决不能因为辞源学上的这种联系而抹煞了它们在政治学上的区别。在政治学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把“左”倾和左派混为一谈，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右倾和右派，也不能混为一谈。混淆了是不得了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深刻的教训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混淆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只要某人被指责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也就是修正主义）的错误，那他就是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就是反革命，结果当然只有打倒了事。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情况是，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可以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也可以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就是真心实意的革命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既可以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可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党历史上的情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一说犯了右倾错误就当作右派、反革命来打倒；一说是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就认定不会犯路线错误，其路线永远正确，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路线斗争的理论。
从上述左派右派和“左”倾右倾的区别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左派右派和“左’，倾右倾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后者属于党内斗争的范畴，是两种不同形态的错误的问题，那末，很明显，运用于派别的提法就不能套用于路线，反过来也一样。在我们现在这个场合，也就是说，“假左真右”只能适用于林彪、“四人帮”这个政治派别，而不适用于他们推行的路线。实际上，只有政治派别，特别是隐藏在党内的反动的政治派别，才有“假左真右”的问题，而路线则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路线是由公开的口号、方针、政策、制度等等来表现的，是引导人们照着去做的东西，“左”就是“左”，右就是右，想假也假不了。例如，土地革命时期的王明路线，在土改问题上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是“左”倾路线，实实在在的“左”倾路线，一点也不假。如果把这叫做“假左真右”，无异于说，王明路线实际上不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岂不是把王明路线的性质完全搞乱了吗？ 林彪、“四人帮”和当时的王明在政治派别上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错误路线的形态却是相同的，即都是“左”倾路线，因而同样不能说是“假左真右”，不能说他们推行的是假的而不是真的“左”倾路线。别的且不论，难道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全面专政”等等，不是货真价实的“左”倾路线，反倒是右倾路线吗？如果说这还是假的“左”倾路线，那末，试问真的“左”倾路线又是什么样的呢？照这样，天底下还会有“左”倾路线吗？
人们所以把林彪、“四人帮”的“左”倾路线叫做
“假左真右”的路线，除了混淆派别的左右和路线的
“左”右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把错误路线同提出错误路线的政治派别的动机以及错误路线产生的恶果混为一谈，甚至把错误路线和反革命阴谋活动混为一谈。这里就涉及到所谓“极右实质”的说法了。应该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首先，路线的对错、“左”右与路线的提出者和执行者的主观动机并无必然联系。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固然要推行错误路线，而真诚的革命者何尝不会推行错误路线？如果我们尊重历史，总不应该说王明当时搞“左”倾路线而后又搞右倾路线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吧？可见，动机既不能决定路线的正确与错误，也不能决定错误路线的“左”的或右的形态。具体地说，真诚的革命的动机并不能保证路线正确，恶意的反革命的动机也不一定只搞右倾机会主义，而不搞“左”倾机会主义。因此，决不应该从动机上去判断路线的对错、“左”右，不能因为动机险恶，就不管错误路线的实际形态，一律称之为右倾路线或“极右实质”。反过来也一样，不能因为动机善良，就不管路线是否正确，一律称之为“革命路线”。
其次，也不应该把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叫做什么“极右实质”。因为无论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其结果都是危害革命的。在社会主义时期，都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危害民主革命事业的。如果硬要把这叫做“极右实质”，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原则上有没有“极左实质”？如果没有“极左实质”，怎么会有“极右实质”？
最后，更不能把错误路线和反革命阴谋活动混为一谈。路线总是在党内以公开的形态出现的东西，即使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推行的错误路线，也都是以公开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不公开的东西不成其为路线。背着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阴谋诡计，进行阴谋活动，如林彪在灭亡前夕搞《“571工程”纪要》之类，根本不属于路线斗争的范畴，纯属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他们确实在我们党内公开推行了一条相当完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我们同他们的斗争不仅仅是路线斗争，还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的问题。这两种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场斗争之所以异常复杂和尖锐，原因就在这里。尽管如此，这两种斗争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区别的。抹杀这个区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把反革命阴谋活动如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之类，当作林彪的路线来批，并且把它说成是什么“极右路线”或“极右实质”，这就不仅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同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斗争，而且颠倒了路线的“左”右。这种指“左”为右的所谓“批判”，只能是越批越“左”。“四人帮”不正是只准这样“批判”林彪路线的吗？难道这样的教训还不应该牢牢记取吗？
由此可见，在路线问题上提什么“极右实质”，是根本不科学的。一条错误路线究竟是“左”还是右，只能从它本身的实际形态去考察。否则的话，便不可能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路线斗争的理论，“左”和右的问题本来并不难分辨。林彪、“四人帮”路线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本来也是不难分辨的。那末，为什么粉碎这条路线之后这么长时间了，还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呢？归根到底，恐怕还是“恐右病”在作怪。记得林彪垮台以后，“四人帮”为了压制批“左”，曾经制造过一个“理论”，叫做提出反“左”的口号，就会偏到右边去，就会出现“右倾回潮”，因而不能反“左”，只能反右。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按照这个逻辑，一味地反右，难道不会出现“‘左’倾来潮”以至“‘左’倾高潮”吗？可悲的是，我们党当时竟被这种“理论”所征服，居然让他们搞起了一个所谓“反回潮”运动。尔后，反右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达到了荒谬的地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从根本上说来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认识，但是长时期的“恐右病”还没有消除，因此，一涉及到正式的提法，还是力图回避反“左”二字，总觉得提反右比较稳妥，即使到了非提出反“左”不可的时候，也还是顾虑重重。现在是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吃够了指“左”为右的苦头。把“左”倾路线当作右倾路线来批是不得了的。中国要大踏步前进，必须认真地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口号必须鲜明、准确。列宁在谈到民族自决权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不想作字眼上的争论，“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的口号要有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理论上的周密性”。（《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3页）我们应该很好地领会列宁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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