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志文 |
1979-04-30 00:00 |
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访日本朋友石川馨先生
第2版()
专栏：
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访日本朋友石川馨先生
以往，人们对日本货的印象是：“东洋货中看不中用”，“价钱便宜没好货，有钱不买东洋货”。可是，近一二十年，日本的产品根本改观，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局面，钢铁、汽车、电视机已成为世界第一流产品。十年前日本的工业品出口和进口是一比一，去年已跃为十比一。日本工业产品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质量管理。
日本工业企业的质量管理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记者带着上述问题，访问了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武藏工业大学校长石川馨先生。
石川先生是日本的工学博士、质量管理专家，从三十几岁开始研究质量管理，而今已年愈六旬。他曾到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考察产品质量，几次到中国参观访问。他在日本质量推进委员会、标准委员会、质量管理小组委员会担任要职。他还担任一些企业的顾问，负责一些有关产品质量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他写过质量管理方面的专门著作，在日本经济学界享有声望。
石川先生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日本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的发展过程。
产品质量是企业命运攸关的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大部分工厂遭受破坏，加以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粮食、饲料都依靠进口，全国经济困难重重。日本怎样活下去？是当时摆在日本国民面前的严峻问题。没有出口就换不回进口物资。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争得立足之地，就得提高产品质量，生产优质产品。五十年代末，日本实行贸易自由化，国际、国内的竞争更加剧烈，产品质量不好，卖不出去，企业就会垮台。能不能提高产品质量，成为各个企业命运攸关的大事。日本的质量管理，就是在这种“危机感”的迫使下逐步受到重视的。
石川先生用小松制作所的一段经历，具体地说明了搞好产品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小松制作所以生产推土机、挖掘机、翻斗车为主，五十年代他们生产的推土机占日本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一九六一年，生产推土机占世界产量一半的美国凯特皮勒公司与日本的三菱公司合作，在日本兴办一所新的工程机械制造厂。凯特皮勒的技术比小松强，产品质量比小松高，价格也便宜。小松面临着被挤垮的危险。小松的经理请石川先生作顾问，帮助度过危机。石川先生提出的建议，就是让他们在质量管理方面下苦功夫。经过三年努力，产品质量提高了，推土机的心脏——柴油机的大修期由原来的三千小时，提高到五千小时以上，超过了凯特皮勒的水平，克服了倒闭的危机。他们凭着这样的优质产品，向一百多个国家出口，其中三分之一出口到美国。小松制作所在国际竞争中终于打了胜仗。如果当时不下决心加强质量管理，别说没有现在的兴旺，恐怕很可能已经倒闭了。
石川先生恳切地说：“中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几倍，人口比日本多七八倍，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智慧。经过三十年建设，许许多多工厂象一座座宝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引进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但你们已经建起了相当数量的工厂，管理人员也很有才干，很有抱负，许多工厂设备也很好，潜力很大。如果对这些老企业进行改造，引进些先进管理技术和关键的工艺装备、检验手段，这样就一个厂来说，花不了几个钱，也不用增加人员和设备，就可使产量增加一两倍。加强管理很重要，不需要什么投资，就能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经济效果，可以事半功倍。”石川先生说：“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优质产品应是企业的天职。你们的企业不会有自由竞争被挤垮的忧虑，但各企业也可以开展友谊的比赛，互帮互学，使人民有更多的好产品享用，使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向国际市场。”
石川先生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全面质量管理”的经验。在许多方面都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
“全面质量管理”，就是企业上下，从厂长到工人都要接受质量管理教育，各部门都明确对质量所担负的责任，以数理统计方法为基本手段，分析和改进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工作质量，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和管理的作用，形成一个完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强调“预防第一”。在日本有个流行的说法：“好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最后检查出来的。”他们重视“事后把关”，更重视“事先控制”。他们认为，检查员最后的检查，只能判别成品的好坏。废品被检查出来，已经造成了工时、原材料的浪费，无法挽回，这等于是“死后验尸”。因此，强调“预防第一”，强调在生产过程的一切环节，加强质量管理，力求消除生产不合格品的各种隐患。为此，他们有一套“防患于未然”的科学管理办法。
全生产过程进行质量管理。在产品研究设计过程中，就考虑如何保证质量。质量管理人员参加产品设计的质量审查工作。对外购的原材料和零件的质量管理，不仅要搞好进厂时的检查，更注重的是检查协作厂的质量管理系统是否健全。生产过程中重点不是挑出不合格品，而是保证形成一个能够稳定生产合格品的生产系统。
他们有严格的产品检验制度。产品质量一般有七道检查：协作厂质量水平的检查，购入零配件的检查，产品制作中间检查，装配检查，产品完成检查，包装前检查，用户使用情况检查。在检查中有整套的科学测试手段。
他们有一套系统的质量教育制度。各企业对管理干部、专业人员、生产工人分层教育，根据不同对象，教育的时间和内容各不相同，使每个人都要了解质量管理的基本知识，增强质量观念，掌握必要的质量管理方法。小松制作所每个职工都发一本《质量管理手册》，都了解公司对质量管理的要求是：通过经济的研制、生产、推销活动，得到全世界用户满意的产品和技术。
靠科学数据说话，不凭印象办事。全面质量管理要求有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的数字和资料，根据数据作出判断，采取措施。他们认为：“凭直觉不如科学数据”。产品有缺陷，就采用排列图、直方图、分布图等几种图解法，从材料、设备、工艺、操作、环境几方面找原因，及时发现问题，对症下药，用统计手段予以控制。其中的因果图（又名特性因素图）是石川先生创造的。他在工厂诊断废品原因，常遇到其说不一，分不清主次的情况。后来，他就用句子分析的程式，把找出的原因一条条划作鱼刺式的图解，使大家一目了然，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分得清楚。这种图解传到欧美，被称为“石川图”。用图解找到矛盾，而后采取措施处理解决，如此循环往复，就可以不断降低不良品率，不断改进产品设计，使产品升级，不断改变产品型号，进行产品更新换代。
“站在消费者立场生产”。日本的许多企业提出“用户是帝王”的口号，强调要满足顾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用户对产品的性能、使用寿命、价格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变化，工厂必须不断生产新颖而优质的产品。有些企业还提出：“百分之一的不合格，对用户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合格。”应当做到“卖者自信，买者放心”。
为着生产用户满意的、高质量的商品，许多企业热心征求用户的意见，制订了比国家质量标准高的工厂质量标准，并且不断根据用户意见改进产品。
石川先生说：“中国工厂的生产同销售、服务是分开的，很难及时听到用户的意见，生产部门应当千方百计想办法早点知道消费者对自己产品的意见。你们开展对外贸易，需要舍得花钱建立国际商情网，让它象灵敏的晴雨表一样及时反映国际市场动态，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在日本，每个企业都有销售点和服务网，负责产品销售后的技术服务和情报工作。管理人员入厂后，先到销售部门工作一年，了解销售服务、用户要求和市场情况。每件产品出厂时都有性能说明、注意事项、到哪里修理等说明书。小松制作所的服务网，全国有支社、支店、维修厂、指定的服务点和营业所几十个。全公司的职工在服务网工作的占四分之一。
日本企业还有一个口号：“下一道工序是用户”。要求产品必须在本工序保证合格，不能把废品或有缺陷的产品交给下道工序。这样把工序之间的联系看成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增强了生产者的责任心。
发动大家都来管理质量。企业不单单靠少数管理人员和成品检查员负责质量，而是发动企业职工都动手。日本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都有群众性的质量管理小组。参加小组活动的工人，针对质量方面的主要问题，提合理化建议，研究攻关。全国有质量管理小组委员会，石川先生是委员长。在全国质量管理小组委员会注册的有六万多个小组，还有一些没有注册。小松制作所从一九六三年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现在全厂有三百多个小组，约七千人参加活动。各企业经常组织质量管理小组发表研究成果。全国每年都举行质量管理小组经验交流大会。成果优异者分别得到纪念品、奖状、奖牌（金奖、银奖、铜奖）和奖金。最优秀的小组，选派代表参加全国质量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办的“海上大学”去国外旅行游览，学习考察。
石川先生热情地说：“你们国家有民主传统，有群众路线，开展这一活动最有群众基础。”
坚持不懈，制度化。日本质量管理活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持之以恒，具体化、制度化。从一九六○年十一月全国开始举办质量月活动，至今已举办十九次，年年照例行事。每年的质量月议题都不同，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广泛交流经验，推动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石川先生性格爽朗、直率。他本来学化学专业，因研究燃料分析，对搞质量分析发生了兴趣，而后热心于质量管理，他自称是个搞产品质量的“疯子”。他说：“在日本象我这样搞质量的‘疯子’有几十个，还有几百个‘傻子’。这些人对提高日本产品质量起了一定作用。我是个爱说产品质量坏话的人，到世界各地去说坏话，目的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我希望中国尽快建立推动质量管理的机构，并有一批热心的积极分子参加活动，同时完善统一的质量标准。这样，中国的产品质量不愁上不去。”
同石川先生一起来华的小松制作所总经理河合良一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促进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来中国访问过几十次，多次见过周总理。他说：周总理病逝前见到我，希望我为促进日中友谊多作贡献。我一定不辜负周总理的最后嘱告，把小松制作所质量管理的经验贡献给中国的工业建设。
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就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今天，在新形势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结合我们的经验和传统，学习和借鉴日本的质量管理经验，定会使我们的产品质量有个飞跃。
本报记者 齐志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