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下乡知青中的先进人物

第4版()
专栏：记者来信

正确对待下乡知青中的先进人物
编者按：《新疆青年》杂志记者和本报记者来信提出的正确对待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人物的问题，值得重视。过去，各地都有一批先进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在广大青年中曾经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有的人一直表现很好，虽然遇到种种挫折，仍然坚持战斗在农村。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的人后来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他们的错误，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对他们说过的错话，不应该揪住不放。只要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了认识并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欢迎进步，及早解脱，作出妥当的处理。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归根到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鱼姗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六十年代初期，鱼姗玲这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还不满二十岁的姑娘，积极响应党的召唤，冲破重重阻挠，从繁华的上海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荒原落户。在艰苦战斗中，她不怕苦不怕累，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热爱边疆，建设边疆，成长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六五年七月，共青团中央树她为全国知青典型之一。
前不久，我到阿克苏塔里木垦区最偏远的十四团场九连，访问了鱼姗玲同志，准备把她的模范事迹在报纸上刊登。但是，她所在单位的个别领导却不同意。理由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在报纸上宣传影响不好。
根据我的见闻，觉得这样看待知识青年的典型人物是不恰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鱼姗玲就被当作十七年错误路线和原农场党委树立的“黑典型”，受到了批判。那时，强加给她的罪名有“资产阶级臭小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她的生产排长的职务也被撤掉了。最初，她忍受不住这种政治上的打击，满肚子的委屈。但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信念，终于使她冷静了下来。父母每次从香港寄来的信，她从不向组织隐瞒。后来群众分成两派，她哪派都不参加，坚持工作。许多知青往上海跑，她仍坚持留在连队。有一年秋收时，农场武斗很厉害，地里的棉花没人收，她就主动找了些人去摘棉花。今年二月，农场里不少上海知青集会要求返回上海，有人劝她当上访团的团长。她不赞成这种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作法，严词拒绝了。
由此可见，鱼姗玲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她的荣誉。极左思潮盛行时，怎能要求一个青年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正确呢？而且据调查，鱼姗玲同志只不过是在被批斗的时候说过一两句不适当的气话。我们不能抛开她一贯的表现，一叶障目地否定她。我认为在当前的拨乱反正中，有必要为这样的老标兵恢复名誉。《新疆青年》杂志记者
曾坤
老知青薛喜梅应该解脱
不久前，记者在河南郏县访问了老知青薛喜梅同志。一九六八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到这个县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插队。以后，又当上公社党委副书记、大李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批林批孔时，江青曾派人给公社下乡知识青年送信、发“学习材料”，欺骗和拉拢薛喜梅。当时，她年轻、单纯，缺乏识别能力，加上个别领导人的教唆，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的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上级党委派调查组反复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按照党的政策，薛喜梅的问题既然弄清楚了，就应该及时解脱，但直到现在无人过问。为了及早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同志写信，也没下文。没有办法，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但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地返回公社。
薛喜梅犯了错误，影响她的妹妹入不了团，还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在许昌市碰到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的单位却责成她交代同薛喜梅的关系。客观现实，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群众希望上级党委及早把她解脱出来，使她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和生产，为四化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武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