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锲 |
1979-05-24 00:00 |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记卓越的科学家童第周教授
第3版()
专栏：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记卓越的科学家童第周教授
张锲
一九七八年二月，我国卓越的科学家童第周教授，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诗：“周兮周兮，年逾古稀。残躯幸存，脑力尚济；能作科研，能挥文笔。虽少佳品，偶有奇意；虽非上驷，堪充下骥。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这是七十六岁的童老，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夕，向党和人民写下的誓言。一年多之后，他在向科学高峰攀登的征途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童老的一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永不满足，英勇奋进的一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历经坎坷，顽强战斗的一生；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动的一生！他的逝世，给我国科学事业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包括他的大量著作和为人们广泛传诵的感人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国科学工作者不断前进；对于正在成长着的青年，也是很大的教育。它将使我们懂得：一个人活着，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童老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和优秀的教育家。在我国科学界群星灿烂的太空里，他是一颗光芒夺目的大星。但是，很少有人会想象到：这颗科学界的大星，在刚刚起步时，是多么艰难！
童老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因为家境很不宽裕，他从小一面跟父亲念书，一面帮助家里做农活。直到十七岁，他才在二哥的帮助下，进了宁波师范预科。第二年转入一个教会办的效实中学。这个学校的英文和数理化的要求很严，童第周因为基础差，学习十分吃力，转学第一学期，总平均才四十五分。学校要他退学或降级，他一再向校长请求跟班试读一学期。学校勉强同意后，他便开始以惊人的毅力，去攻克学习难关。早晨天不亮，他就悄悄爬起来，在路灯下读外语；夜里别人都睡了，他仍然站在路灯下自修功课。学监发现了，关上路灯，逼他进屋。他乘学监不注意，又溜到厕所外的灯下学习，把学监也感动了。就这样，第二学期他终于赶上来了，总平均达到七十多分，几何还考了一百分。进入大学以后，他学习更加勤奋，基础越来越扎实，到临近毕业时，已经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高材生了！
大学毕业，他连一个合适的职业也找不到。几经周折，才在他的老师帮助下，在南京中央大学谋得个助教的职位。他在那里继续自修。二十八岁时，在亲友的资助下，远行比利时，跟着布拉舍和达克教授深造。
布拉舍教授在欧洲生物学界很有名望，跟他学习的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人。童老是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去的，初到比利时，受到不少歧视。后来，布拉舍要做一种剥除青蛙卵膜的手术。这种手术大家都认为很难做，布拉舍搞了好几年还没有搞成。童老却不声不响地搞成了，一下子震动了他的欧洲同行。布拉舍兴奋地说：“童这个小个子真行！”
这件事，直到晚年，童老还记忆犹新。一九七八年夏天，有几个文艺界同志问到他：解放前，有哪些事使他感到特别愤怒和痛苦？哪些事使他特别高兴？他激动地回答说：“在旧社会，使我愤怒和痛苦的事太多了，一时说不完。只有两件事，我一想起来就很高兴。一件是我在中学时，第一次取得一百分。那件事使我知道：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另一件事就是我在比利时第一次完成剥除青蛙卵膜的手术。那件事使我相信：中国人也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认为很难办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到。”“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快些富强起来”
童老生于一九○二年，是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祖国在这个世纪的历史见证人。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他徘徊、徬徨，挣扎、苦斗，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他逐渐懂得了：要想救中国，没有科学不行，光搞科学也不行。于是，他在毫不懈怠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
在比利时，当“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童老迅即联络了几个中国同学，连夜起草呼吁信，召集在比利时五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到布鲁塞尔日本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可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爱国也有罪！因为这件正义行动，童老竟被比利时法庭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两周徒刑。他不得不逃往法国。
抗日战争时，童老和他的夫人叶毓芬副教授带着几个孩子流亡到内地，在颠沛流离的极其艰难的生活中，他们还想方设法，变卖衣物买仪器，坚持科学实验。他们坚信：科学总有一天要有用的。可是，在那个国家民族存亡未卜的时刻，那些达官贵人，过着纸醉金迷、腐朽透顶的生活，乘机大发国难财，谁也不把科学实验放在眼里。童老气愤极了。有一次，他大声斥责一个国民党CC特务说：“你们的三民主义，已经变成了民亡主义、民奴主义、民穷主义！”
也就在那时，童老成了重庆《新华日报》的老读者，并且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他开始在沉沉的黑夜中看到了光明。一九四○年，他还曾打算去晋察冀解放区，因为和联系人失掉联络，才没有去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童老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不顾个人安危，支持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当一些进步学生遭到逮捕之后，他昂然走进阴森的伪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真理，封锁了斗争的消息。他又和叶毓芬以及现任青岛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教授、山东海洋学院郑柏林副教授一起，连夜剪辑一批被查封的报纸，分头寄往全国各地，争取声援……。
童老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明确地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九四八年，他出国讲学，旅居美国，听到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喜讯，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急着要回国。当时，有人提出各种优厚条件要他留在国外；一些亲友也担心他回国之后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但是，他毅然地向一个劝他留下的外国朋友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快些富强起来！我在国外学到的科学知识，必须为中国服务。现在中国有希望了，我得赶快回国去。”然后，他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在迎接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回到了青岛！“科学是最讲求实际的，也是最大胆的”祖国解放了！童老虽然已年近半百，却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要把全部精力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长时期来，童老一直从事发育生物学的研究。早年，他在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卵子发育能力研究方面，有过独特的发现；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又特别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文昌鱼的卵子发育规律，为国际上提供了系统的重要文献；晚年，他又和美国坦普恩大学牛满江教授等一起，在生物性状遗传中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成绩，居于世界先进行列。在这同时，他还在防治海洋有害生物、人工养殖经济水产动物、开拓培育经济鱼类新品种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童老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抓住新动向和新苗头，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决不墨守成规。
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中，对于细胞的研究，成为生物学研究的核心。生物学界的摩根学派一直认为：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是细胞核内的一种染色体上的基因，细胞质和细胞膜在生物遗传方面，没有多大作用。可是，童老在实验中发现，这一说法对许多问题解释不通。他认为，细胞是一个整体。细胞内所含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等各种结构，虽各有自己的功能，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许多生命现象，如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生物性状的遗传等，都应该是细胞质和细胞核等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不会总是某种因素起主导作用。
关于童老和牛满江教授在细胞的核与质关系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很多报道。人们普遍注意到他们完成的一项有趣的实验：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便出现了一种既具有金鱼性状又表现出鲫鱼性状的子代。画家吴作人专门为这种鱼画过一幅画送给童老，把它称做童鱼。诗人赵朴初题了诗：“异种何来首尾殊，画师笑道是童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逐风雷不怪渠。”“变化鱼龙理可知，手提造化出神奇，十年辛苦凭谁道，泄露天机是画师。”
童老的这项科学研究，现在还由牛满江教授以及童老的助手、学生在继续进行着。它的重大意义，同有些科学成果一样，可能还要有个较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有人曾将一些看来是科学幻想的问题，询问过童老：假如童老的研究取得突破，也许有一天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譬如，各种遗传病，在母亲的胚胎里就被消灭干净；癌细胞被做成类似牛痘一样的防疫苗，使人体产生免疫力；鲜美的鲫鱼长成几十斤重；大树上结出棉桃；小麦长在高粱秆上，整个世界将掀起一场新的绿色革命。童老听后，爽朗地笑了。他说：“这确实是科学幻想，但却不一定不可能成为现实。科学是最讲求实际的，也是最大胆的。敢想，才能创新，才能出奇。不过，首先还是要讲求实际。这些想法，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都可能看不着了。科学上的许多重大突破，都是一点点细微的成绩积累起来的。我现在只是在生物遗传的基础理论研究上，为同代和后代人做一点铺路的工作，就象一捧沙土、一粒石子，让别的科学家踩在我的身上继续往前走。就是失败了，让别人能吸取我的教训，绕开这条道，也有好处。”
“我年纪老了，却赶上个好时代，更要抓紧工作，抓紧学习”
早在五十年代，童老就有过入党的要求。然而，那时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学实验上，这种要求还不算十分强烈。
文化大革命中，童老这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科学家，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他经历了许多事，也想得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经的事越多，入党要求越迫切。”一九七六年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之后，童老的夫人、亲密的助手叶毓芬副教授也因悲痛过度突然去世。临终前，叶毓芬同志难过地向他及孩子们讲：她的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加入到党的行列里；而这个党，却是象毛主席、周总理那样的了不起的革命家创建的！这更增添了童老的悲伤。
粉碎了“四人帮”，给童老带来了又一个生命的春天。他精神焕发，精力陡增。他早已年逾古稀，有一个时期，也曾经觉得自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看到叶剑英同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他受到很大鼓舞，常对人说：“叶老帅这首诗说出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里话。我现在的感觉也是：满目青山！我年纪老了，却赶上个好时代，更要抓紧工作，抓紧学习。”他又一次提出了入党要求，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工作。”
童老长期肩负着繁重的社会工作和领导职务。无论这些工作多么繁忙，他始终坚持亲自动手搞科研。他说：“不动手，就很难指导。别人干不下去，你也说不出道理来。”晚年，他的眼睛长了白内障，实验室的同志反复劝他：“你年岁大了，眼睛又不好使，坐在一旁同我们说说，指点指点就行了。”他感谢大家的关心，却反对做“闲人”，说：“科研结果是靠双手做出来的，不是靠嘴喊出来的。我不能光说话，不做事。”为了培养下一代，他在脑血管和心脏都出现明显的病状的情况下，又多次到天津、广州、上海、南宁、武汉、杭州等地去做学术报告。
在学习上，他也抓得越来越紧。他本来已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法语。近年来他感到原有的英语水平，已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又进一步自修。他每天晚上总要挤出点时间关在屋里念英语，还随身带了个小本子，把新学到的词句随时记上。
童老在生活上从来是严于律己的。他替别人想得很周到，对自己却想得很少。近一年多来，组织上让他搬进了新居，并给他配备了专用汽车。为了抓紧工作，不影响司机休息，童老自己带饭在实验室吃，中午在沙发上稍许休息一下，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去年年底，童老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童老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表现出愈来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他还更多的想到未来。他亲手制订了科研项目的短期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规划设想，还打算在牛满江教授等的支持和协助下，在我国建立一个世界第一流的生物研究中心。他工作、学习，更加不分昼夜。一些同志知道他身体欠佳，劝他注意保重，他说：“你们放心！我还要再好好地活上十年、八年，亲眼看看国家四个现代化呢。”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个多月，就传来了噩耗！今年三月初，他竟在浙江省科学大会的讲台上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他真是一条革命老黄牛，为我们祖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精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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