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报告文学〕

第6版()
专栏：

为了孩子〔报告文学〕
杨广斌韩少华
冰冷的水泥楼梯，向上延伸着。
一九六七年，寒冬的夜。一个中年妇女，蹒跚地来到这楼梯跟前，停了步，伏下身子，一级、两级、三级地往上爬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从她的鬓边渗出来……她，是北京电子管厂保育院第四托儿所保育员朱玉兰。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她多次被评为北京市“五好职工”，本系统先进生产者，曾受到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接见。可如今，深重的悲哀把她那自幼佝偻了的双腿，压得更弯了……
爱人已经含冤死去了。林彪、“四人帮”刮起的那股极左妖风，又向她冲了过来。有的人揭发她是“假劳模”。一时间，在外地上学的大儿子，入党没了指望。念中学的二儿子，不光当不了红卫兵，连校门也难进了。工资收入，下降一多半。母子四人，日子可怎么过？同志们都替她揪着心。谁也没想到，爱人埋下没几天，她又跟以前一样，拖着两条病腿，天不亮，就上班去了。
她蹒跚着，仿佛看到了一张张苹果脸儿，在冲着她笑。
她趔趄着，好象感觉出一只只胖胖的小手儿，在搂她的腿。
她一边走，一边想：“为了孩子，为了党的事业，要撑住，撑住！”
她真的撑住了。家里的乱摊子，很快被她理出了头绪——每月按时给大儿子寄去伙食费，鼓励他好好上进。怕二儿子倔，受不了当时学校里那份窝囊气，支持他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给小女儿办了退所手续，领回家来，省下了每月的保育费；又把孩子那两根黑亮的辫子剪成了短短的娃娃发，省下每天给孩子梳头的时间。她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着，为了支住这个家；她一分钟、一分钟地节省着，为了把所里的孩子们照看得更好。为了那些孩子，她把爱人留下的那把门钥匙挂在小女儿脖子上，让她学着管自个儿，学着替妈妈当家……
这不，她象往常一样，提前两小时上班来了。同志们都焦心地劝她晚点儿来；那位看门的老师傅甚至说：“朱阿姨，你天天这么早来，我也得这么早起来给你开门。就算你心疼我了，晚点儿来吧。”朱玉兰笑着，应了一声。可第二天那老师傅发现，门没开，朱阿姨却还是那么早就进了所。原来她怕惊动老人，伏下身子，从大门下边那一尺多宽的空档里，贴着地面爬进来了……
还象从前一样，她下了班，顾不上回家，就去登门看望当天缺席的孩子，问问情况，帮助家长分担点什么。
还象从前一样，每到入冬，她就拉住那些年纪轻、针线活儿不大行的妈妈，悄悄儿地问：“孩子的棉衣还没有做齐吧？给我拿来呀！”
还象从前一样，发现哪个孩子不舒服了，她从不轻易惊动家长，常常是自己把孩子背上，到厂医院去看看。知道哪个孩子的妈妈出差了，下班就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有个孩子的妈妈刚离了婚，心情不好，又忙，有时朱玉兰就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
是的，她还象从前一样，一样的精神，一样的风格。人们提起朱玉兰，都说，“人家是二十年，一个劲儿！”
可在一样之中，也显现着不一样。朱玉兰的老母亲惦记着女儿，远路来看她。刚见面，老人就一眼看了出来：“我闺女，身量儿更矮了……”
另一个细心人，托儿所所长也留心到了：“老朱迈步儿，更艰难了……”
有一天，所长好说歹说，轻轻地挽起了朱玉兰的裤腿——我的天！那膝盖肿得象大海碗！所长抚摸着那病腿，眼泪止不住地流，埋怨着：“老朱，你不要命啦！走，快给我看病去！”同志们立刻蹬上平板三轮，护送她到了市内一所大医院。一看X光片子，医生愣住了：这么严重的膑骨增生！两腿腿骨已呈O形！医生警告说：需要动手术，否则，会导致瘫痪！陪去的同志们一听，都哭了。所长已经悄悄地考虑给病人准备手摇轮车的事了。可朱玉兰却谢绝了动手术的建议：“那……那我还怎么上班，怎么侍候孩子？不，不能做。留下我这两条腿吧，能使唤一天就使唤一天……”
骨刺，锥子似的扎肉。日益严重的剧痛提醒着她，警告着她。她明白，骨刺暂时得胜了。可只要有谁一劝她歇歇，她就微笑着说：“可歇不得。一歇，这骨刺就长得更欢了。活动活动，倒能把骨刺磨平。”
书记、所长只好决定，调她到伙房，让她坐在那儿，摘摘菜就行了。所长亲自送她进了伙房，准备“监督”她几天。她呢，低声细气地说：“我听话，行了吧？你忙你的去吧。”等所长刚走，她就干开了。从分析锅里什么饭菜剩得多入手，认真“听取”娃娃们对伙食的“意见”。然后，跟伙房的姐妹们一起，努力增加主副食花色品种，搞好饮食卫生。她们不断总结，不断改进，逐渐形成了伙食班的一套岗位责任制。
朱玉兰坚持提前一两个小时上班。要是做花样儿，凌晨三、四点钟就到了伙房。姐妹们记得，今年三月二十日，下了场罕见的春雪。这天早餐食谱是饺子。不到四点钟，朱玉兰就趟着没脚的大雪来了。她先生着三个炉灶，再打扫卫生，然后把五十斤重的一袋面倒进大盆。可面盆高，她个子矮，就搬来凳子，站在上头，开始和面。她把面揉了两个过儿，用湿布盖好，让它“醒”着，又去拌馅。到五点半，姐妹们也提前赶来，就一齐动手，给孩子们包饺子了。
二十年，一个劲儿。那是七千多个忙碌、平凡，甚至似乎是烦琐、单调的工作日啊。二十年来，医生给她开的假条，数都数不清了，可她自己从来没要过一张；她早来晚走，主动加班，多干出的工时，累计起来，少说也够六年了，可她从来没要过一天“补休”。近十多年，她母子四人，没叫过一声苦，没领过一次补助。
她，一心为了孩子！
去年，朱玉兰所在的北京电子管厂，敬爱的周总理亲口表扬过的跃进红旗厂，在新长征中，又作出了良好的成绩。这成绩，这光荣，谁能说没有保育人员、没有朱玉兰的一份功劳呢？可是，她的名字上了光荣榜，她却愁得几天吃不好饭；摄影记者找她拍照，她却躲到一边儿；发给她的招待劳模的戏票，她却转送给了班里的姐妹们，自己借口腿脚不便，笑眯眯地留下来替别人值班；市里给她的奖金，她也拿出一部分给所里的孩子们添购新书……
粉碎“四人帮”后，爱人的冤案昭雪了。有人议论说，人家朱玉兰在运动中交出的那间房，应该退还了；再说，她大儿子也该办喜事啦。大家都认为她尽可以理直气壮地找领导要房子。可她没吭声。为给儿子腾喜房，她拖着两条病腿，住进了抗震棚。
朱玉兰的腿病不见轻，生活也困难。院领导出面，要把她在东北建设兵团的二儿子办回北京。可朱玉兰却对领导说：“别为我操心了。要是都回来，谁建设边疆啊？”后来，老二的关节炎更重了。建设兵团为他办了病退手续，并送回北京。有人说，正好进厂接他爸爸的班；可朱玉兰却对儿子说：“别那么显鼻子显眼的，还是让组织上分配吧。”
朱玉兰所说的，所做的，连她自己的孩子也不是都能理解的。她二儿子就坦率地说：“我就不理解我妈。”小女儿也嘟囔着：“我妈心里好象没有我们。”
那，她这个做母亲的，心里有谁呢？有的是那些由她的阶级姐妹亲手交到她怀里的孩子们。只要见着这些孩子，她的心里就象开了花儿。孩子们见了她，也伸着小胳膊往她怀里扑。有时候，来接送孩子的那些做妈的忍不住问：“朱阿姨，孩子这么爱上托儿所，可我总纳闷儿，您对待这群孩子，怎么会比亲妈还有耐性儿呢？”她却总是笑一笑，并不回答，可心里头却念叨着：“还不是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朱玉兰，从小是棵苦秧秧。父亲是个木匠，可一双手养不了八口之家。日子一苦，儿女就成了父母的冤孽。亲娘老子也象铁了心似的，在小玉兰两岁上，就把她许给了人家。姑娘到了十几岁，没件囫囵衣裳，也得出去打短工。那年月，鬼子杀，胡子抢，她还得背上弟弟，三更半夜往野地里跑，在野地里睡——这不，自幼落下这个腿病……
“可再不能让孩子们象我小时候那个样儿了。”——从一九五八年一参加保育工作，她就有了这么个心愿。
“孩子是党的。党把孩子交给我了。”——从一九六一年入了党，她就认准了这么个事实。
“党可指望着这些孩子们呢。自个儿再有多少难处，也不能让党的指望落空！”——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接受了十年严峻的考验，她更拿定了这么个主意！
啊，党的指望，朱玉兰的情意，没有落空。瞧啊，那些已走上各条战线的
“孩子们”迎面跑来了。每逢他们向“朱阿姨”问好的时候，朱玉兰总是拉着他们的手，仰着脸，端详着，回忆着——哟，这个高身材小伙子是谁呀？绿军装，红五星，多精神哪。这不就是小光么！今年春天，他光荣地到云南边防前线去啦。这个挺大方的女学生又是谁呀？是小霞吧？现在呀，小霞是“三好”生，还当选为团支委呢！这个身材苗条的姑娘是谁？是小红红啊。她小时候就胆大，现在是国家体操队队员，去年还在亚运会上给咱们国家得了块金牌牌呢！
当她仰着脸，望着这些曾在她怀里抱过、背上背过的孩子，她想，到二○○○年，他们刚四十岁出头；当她俯下身子，瞧着身边睡得正香的孩子，她又想，到了二○○○年，他们才二十三、四岁。猛地，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个阶级的两代人在怎样交接，都跟她自己的使命联在一起了。是的，每当夜深人静，她常这样思索着：“路要往前奔。不能总是回头瞅着那堆埋下亲人的黄土啊。”每当跟老姐妹促膝谈心，她常这样叨念着：“人，总是要老的，可革命不会老啊。革命正迎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孩子们，招呼他们去接班呢！”
为了孩子，为了将来，她在学习文化。伙房机械化呀，幼儿营养学呀，都在她前头闪着光。
为了孩子，为了将来，她正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心，去迎接那个崭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