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第3版()
专栏：

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历史研究》评论员
我们在这一期刊物上，发表了王年一同志写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一文。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某些个别事实的考证，而在于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进行党史研究，应当采取何种学风这样一个大问题。
“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距今不过五十二年，记载这一事件的原始资料较多，直接间接参与其事的人有些依然健在，按说写出一部材料确凿、事实可靠的信史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王年一同志的文章说明，在已经发表的有关南昌起义的许许多多书籍、文章中，对于这一段史实的叙述就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出入很大，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出版一部材料非常确凿、事实完全可靠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信史，这不能说不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何以会如此呢？从客观上讲，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对于党史资料的搜集、保存、管理、编纂一类工作，还无法做得很细致、很完善，因而给今天研究和编写党史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绝不能过分强调。因为我们还有比党史时间更加久远、内容更加庞杂的近代史、古代史，单就史料的搜集和鉴别来说，也远比党史困难得多。如果连发生在近几十年的党史都搞不清楚，那么远在几百年、以至几千年前的古代史岂不是更无法搞清了吗？
看来主要原因不在客观方面，而在主观方面。就是说，人们用什么态度对待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与此相反，采取主观主义的反科学态度。如果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即使客观条件稍差，也能写出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反之，如果采取主观主义态度，条件再好，史料再齐备，也只能是越写离事实越远，越写制造的混乱越多。
林彪、“四人帮”就是采取主观主义态度对待史料的最恶劣的典型。他们在党史上制造的混乱也最多，诸如硬把朱德的扁担，说成是林彪的扁担，把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毛泽东同志和林彪会师等等，就是他们笔下的杰作。当然，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有篡党夺权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他们把党史当作自己手中的玩物，随心所欲地进行捏造涂改，完全是由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决定的，丝毫不足为怪。
不幸的是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有些诚心诚意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往往也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资料，在他们笔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差错和混乱。比如，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分明有十二人（一说十三人）参加，可是许多文章写出姓名的不足半数，其他人就象根本不存在一样。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可是一些有关论著完全不提此事，似乎当时党内并无此项职务。……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这就说明，在我们党史研究工作中，那种根据今天的观点，改铸当年的历史，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对党史资料滥施刀斧的倾向，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这种倾向不纠正，要想写出一部质量较高的党史，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同志既然大都是诚心诚意地研究党史，为什么却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资料呢？仔细追究起来，很可能是出自这样的指导思想，就是认为我们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因而一切阴暗的、丑恶的、消极的东西都必须排除在党的历史之外，这样才不致损害党的光辉。与此相联系，对于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家的论述，也只能采取好就绝对的好，一贯正确，坏就绝对的坏，一贯错误的“一刀切”、“一贯制”的办法，这样才能“突出”他们的正面或反面的形象。存在这种思想的同志认为，这就是党史研究中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即使违反了科学性，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些诚心诚意研究党史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知不觉地采用了古代剥削阶级史学家经常采用的那种“春秋笔法”，按照当前的是非界限和好坏标准去褒贬历史上的人物或剪裁人物的历史，把历史改造得完全适合当前“理想”的框框。这种办法，实际上也就是林彪、“四人帮”曾经大肆鼓吹的“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七真三假”、“合理想象”之类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志尽管编写党史的动机与林彪、“四人帮”绝然不同，可是编写的方法却和这些败类不谋而合了。用这种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方法编写党史，当然只会把党史弄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而绝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恐怕是我们那些好心的同志始料所不及的吧！
其实，把科学性和党性对立起来，把随意歪曲和篡改党史资料看成是革命的需要，这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史资料是客观存在的党的历史的反映。对它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也不能任意加以修改，这是唯物史观的起码要求。就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说，当时有十二个人参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而且各自代表一定的地区，这是历史事实。不管这十二个人以后表现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就应当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这些人后来的表现，去确定他们在“一大”时的地位。这种“倒算账”的办法，是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它对编写一部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其中一些人后来表现的“账”，自然该怎样算便怎样算，也不能因为他们参加过“一大”，我们便有所包容。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党的伟大，并不表现在它没有阴暗的方面，不存在消极的因素，而是表现在它能战胜阴暗的方面，克服消极的因素，使自己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阶级敌人，不断克服党内的缺点、错误，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历史。因此我们对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坏人、坏事、缺点、错误，完全不应采取回避态度，更不应把一切成就和功绩都归在我们所肯定的人的身上，把一切缺点和错误都挂在我们所否定的人的名下。不承认矛盾，不承认斗争，不承认发展变化，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的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本来就是相通的，按照形而上学的方法编写党史，实际上就是按照主观意愿改铸党史，其结果只能是把党史改铸得远离其本来面目，而且矛盾百出，根本无法反映我们党的实际状况。
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科学性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研究党史，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老老实实地还党史以本来面目。弄虚作假，歪曲篡改，绝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也绝不是革命的需要。采取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法，不仅无助于增强党性，反而会使党性丧失得一干二净。无产阶级的党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上的，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就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周恩来同志生前曾经说过：“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事实，固然还不等于研究工作的全部，但它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掌握了准确的史实，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概括，揭示出历史固有的规律性。如果史实都错谬百出，那是注定了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的。所以，采取忠实于事实的科学态度，是我们搞好党史研究的先决条件。而这种忠实于事实的科学态度，就是详尽占有材料，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忠实于真理的态度。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必须坚持和必须提倡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因此，我们说，用周恩来同志的这句名言作为我们研究党史的座右铭，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七期，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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