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诗案”始末

第3版()
专栏：

“红楼诗案”始末
编者按：“红楼诗”成为一“案”，已非一日。据《红楼梦诗词译注》原作者丁广惠同志反映，迄未得到妥善解决。今天本报发表的，是他来信中有关这一“案”的“始末”的摘要。八月九日，他在给本报的一封信中表示：“‘诗案’所涉及的原则问题，很有普遍性，如果你们能一挽歪风，开创一个保护、尊重个人科研成果的局面，那对我国的科研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都将是有益的。”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
（一）我于一九五八年在大学读书时，即开始积累有关红楼梦诗词的注释资料。一九七三年十月，被动员报出，经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审核批准，并写入总支文件公布，确认此项译注工作为我个人科研选题。我用三个月时间，三易其稿，整理成近三十万字的《红楼梦诗词译注》。同年冬，此稿以我个人署名在内部刊物《批孔评红简报》连续选载后，国内文化界和大专院校纷纷向我和中文系来函索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报》、《新华日报》等编辑部亦来人来函约稿。后因中央科教组来电话索取，才没有给别的出版社和编辑部（但后来它的翻印本、修订本在许多省市就有二十多种，印数超过百万册）。
（二）就在这种受到广泛欢迎的情况下，中文系于一九七四年春从我手中要去了书稿（已定稿），说是去朝阳铅印。由于我当时的政治条件
（一九五七年读大学时被错划右派，一九六一年解除处分，一九七九年一月改正），并以所谓“不主张走专家道路”为理由，连招呼也没打，便用了集体署名。后来则在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批判知识私有、象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那样剥夺知识分子精神产品的口号下，对我进行大会批判，让我象建筑工人盖完楼房即把它留给别人那样，“拍拍屁股走开”，留下的东西归谁所有就“和你没关系了”，没收了我的科研著作。
（三）嗣后，查封了我的油印稿（至今未开封），通过学报散布“集体编写”的假话，让一些人以征求意见为名走访京津宁沪，借以造成假相。同时，对上汇报、对外宣传“三结合编书”、“工农兵学员编书”的“经验”；将纳入“儒法斗争”轨道的修改本寄给江青，并亲自去见梁效、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把修改本当作自己的著作，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四人帮”的垮台，只印了“征求意见本”，没有公开发行）。
（四）打倒“四人帮”后，他们继续弄虚作假。一方面通过学报继续散布根本不存在的“集体编写”的假话，让修订者以科研积极分子身份在学院科学大会上大讲编写此书经验；不顾我一再反对，再一次将著作强行修改，交出版社正式出版。另一方面，他们捏造我是“资料员，只是为教授们提供点资料”来欺骗上级党委，并把我由教研室放到办公室看电话。虽然后来在省文教办的干预下，恢复了我的教学职务，但至今不给我评定职称。
（五）一九七八年春，我将上述情况汇报给中央。方毅同志办公室批转黑龙江省委调查处理。省文教办将上访材料批转哈师院，哈师院党委责成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专办此案。办案人在一份调查材料上写道：“两者（指我的原稿和所谓“集体编写”的版本）的译文基本一致”；“经查对，前者注释××处，后者减到×处，语言和内容照前者压简了一些，但内容基本一致”；“原文的说明部分，后者改为简评，两者内容基本一致，有的在说明基础上内容分量加大了，有的还减少了。”
（六）几经研究，两个月后提出解决办法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账算在‘四人帮’身上。”把问题仅仅归结为署名问题，要我同意公开出版他们的“集体著作”，只是在后记中写上我为他们提供了初稿。我提出应全面落实政策，他们置之不理，硬行出版，而中文系又乘机把已说好不予列名的“修订者”们偷偷写入后记，对外则宣称
“完满解决”。
（七）今年春，我去找省文教办。高教处负责同志立即去找师院党委，明确表示，应公开平反，承认我的著者地位，恢复我的教学职务并予补评职称等。为了使出版社不受损失，我同意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下，以“丁广惠原著，评红组修订”署名，不要后记。不料，署名问题一解决，便再无人提起其它问题了。事后得知，以院党委名义呈给文教办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上述问题，并将“丁广惠原著”改为“丁广惠撰稿”，而中文系则不顾不用后记的协议，偷偷写了个后记。而且这个修改本和后记，至今未给我过目。
（八）虽然此事多年来为院内外和省内外群众所注目，并称之为“红楼诗案”，但当事人却说根本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其理由：
一曰：“当时是‘四人帮’当政，是那么个政治形势，谁当领导也得那么办，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去衡量那时的事。”
二曰：“过去那样做不对，但已既成事实。这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
三曰：“给丁广惠落实政策，就要挫伤那些人的积极性。”
四曰：“保护你的科研成果？我们拿过来，书里保留了你的科研成果，让它起了社会作用，这就是最好的保护。”
诸如此类。
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丁广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