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代价

第6版()
专栏：

“友谊”的代价
黄钧
蒙古《党的生活》杂志最近报道，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对四名“反对蒙苏友谊”的干部进行处理：一人被开除党籍，三人受留党察看和解职的处分。
如此惊动了政治局的四名干部，究竟犯了什么罪呢？罪名可是不小：“由于混淆视听的有害动机”而蓄意声张，“进行敌对政治活动”，“旨在反对蒙苏人民兄弟友谊的、别有用心的、在政治上同我国社会相抵触的行为”。……
究竟这些人做了些什么呢？事情还得从头谈起。
据蒙古报纸报道，事情发生在去年三月六日的凌晨。乌兰巴托市空旷的大街上，一辆公共汽车满载糖果点心厂和服装公司刚下夜班的工人，正送他们回家。突然，一辆“苏联机构的卡车”从侧面疾驰而来，拦腰猛撞公共汽车。汽车顿时玻璃横飞，着火燃烧。倒在车里的十九岁青年工人索德诺姆扎木茨多处受伤，但他强忍伤痛，奋不顾身，抢救同伴，使近二十人脱险，而他自己因伤势过重，抢救不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青年工人舍己救人的事迹感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乌兰巴托区团委将他的名字永远载入了立功者的名册；食品职业技术学校的师生集会纪念自己的校友，并为他树了纪念牌；糖果点心厂部分工人决定加班加点，替他做工，把他应得的工资送到他母亲手里；被他抢救脱险的工人自筹款项，去看望和帮助他母亲，还表示要“象亲生儿子”那样关怀她。
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巴托消息报》、《青年真理报》和乌兰巴托电台分别刊登特写《用生命抢救生命》、《未完成的肖像》和广播特写《功绩》。这些特写特意不提肇事者是谁，而只限于歌颂自己民族的优秀人物。
本来，作为新闻工作者，向读者介绍这样的事迹是无可非议的。可是遭到斥责和处分的却就是作这些报道的记者、编辑部负责人和市委一个部长。据说他们“蓄意歪曲和夸大地描写了所发生的事情”，“力图使群众产生一种错觉”。市委那个部长因为建议对这起事故进行采访，结果被说成“为扩大事态铺平了道路”。而青年刊物总编辑因为在第一版上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一报道，就被指摘为“把这一事故宣扬到全国而竭尽全力”。
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报道这一事件怎么就会是“反对蒙苏友谊”，同蒙古“社会相抵触”的“敌对政治活动”呢？如果光从这件事上观察，人们确会百思不解。不过有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和决定，从它的字里行间人们却可以茅塞顿开。原来，一是这件事“牵连到兄弟国家机构的卡车”；二是报道的稿子“占用了专为苏联人民的胜利节日安排的版面”。自然，这两点都要牵涉到“兄弟友谊”，而在一个“兄弟友谊”高于一切的国家里，这自然是罪莫大矣！
人们倒不妨看看，苏联这个“兄弟国家”在这件事上是怎么维护“蒙苏友谊”的。别的不说，据官方透露，肇事者受到了“苏联司法机关”的“严肃处理”。显然，事情发生在乌兰巴托，而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处理的权也没有的，必须送交苏联司法机关处理。这种老牌帝国主义当年在殖民地、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权，就是这个“兄弟国家”的“友谊”。
原来，莫斯科的“友谊”就是他开车撞死了你的人，你无权干预，而且即使你的人民进行英雄救护行为也不能报道，不能有损于这个“兄弟国家”的尊严，否则就是反对“友谊”。这到底是“友谊”还是“霸道”？
其实，莫斯科的霸道何止于此。乌兰巴托发生的这件事，不过是可以反映出一个大霸主的一小滴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