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轿”与“抬轿”

第3版()
专栏：思想评论

“坐轿”与“抬轿”
王博平
在旧时代，凡达官贵人出门，都喜欢坐轿。那个时候，轿子不仅是剥削阶级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而且被用来作为显示身份的标志。坐轿者是老爷、少爷、太太、小姐，抬轿者是穷轿夫、贫苦农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旧社会，还有着另一种“坐轿”和“抬轿”。北洋军阀时代，某军阀会见洋人时，在洋人身边放了个臭屁，洋大人很不高兴，场面十分尴尬。这时，随从在侧的上尉副官立即大声报告说：“报告大人，自己该死，放了个臭屁。”军阀当着洋大人的面狠狠地训斥了他几句，令他退场。事后，人们发现，这位上尉随从立即换上了上校的肩章。这种“抬轿”与“坐轿”者的关系，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
今天，出门坐轿的社会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但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坐轿”和“抬轿”的现象。这种“坐轿”和“抬轿”的旧习气之所以在一些人身上复活，主要责任在于“坐轿”的人。事实证明，哪个单位盛行吹吹拍拍之类的歪风，这个单位的领导者必定是喜欢阿谀奉承的，也就是喜欢“坐轿”的。有一些单位，明明工作很成问题，听到的却是一片“在××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伟大成绩”，等等。如果领导不爱“坐轿”，上述事情又怎么会发生呢？“坐轿”和“抬轿”的歪风既然主要是领导带出来的，要纠正这股腐朽庸俗之风，关键也在领导。如果领导作风正派，坚持党的原则，那么，即使有人钻头觅缝来“抬”你，你坚持不“坐”，并且劝阻他，批评他，抵制他，这种风气是不难纠正的。
话又说回来，假如只是有人想“坐轿”，而无人肯“抬轿”，这想“坐”的也就“坐”不成。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为害，造成的流毒、影响大，在有些人眼里，“抬轿”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抬轿”者花本钱，费心血，“吹喇叭”、“抬轿子”，换来的是“坐轿”者的满意、喜欢与信任，从此，提工资、拿“党票”有了保证，职务可以一提再提，房子可以一大再大，连妻子儿女都可以沾光。有的“抬轿”老手，就学会了一套观颜察色“抬轿子”的本领。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善“抬轿”者看到自己的一个同事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地干工作，却不能讨好领导，就好心地向他透露了一点“抬轿”术，说：“你辛辛苦苦有个屁用，要研究领导的需要！”
“坐轿”的不只是“坐”，有必要时也愿“抬”。有的“坐轿”者本是“抬轿”出身的，也善于“抬轿子”。这也是有的领导干部在本单位可以称王称霸，有恃无恐，群众奈何他不得的一个原因。“抬轿”的也不只是“抬”，他今天卖力“抬”，正是为了明天可以舒舒服服地“坐”。那些靠“抬轿子”、“吹喇叭”向上爬的人，有的不是已经“坐”上“轿子”了吗！
当然，上述“坐轿”和“抬轿”的现象，在我们党内，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少数人的行为。但它却是一种腐蚀剂。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作风不正派，爱“坐轿子”，爱耍私情，爱走后门，爱吹牛皮说假话，爱揩油沾便宜，那么，在这个单位里，必定是歪风邪气上升，“抬轿者”受重用，正派人遭排挤，群众憋着一肚子气。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坐轿者”一般都是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的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如果他们闭着眼睛坐在“轿子”里，让自己过去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大目标淹没在一片阿谀奉承、吹吹拍拍的颂扬声中，使“坐轿”和“抬轿”的毛病传染开来，那么，我们的党还有什么战斗力，怎么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因此，反对“坐轿”和“抬轿”的庸俗作风，决不是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四化的成败以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原载《云南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