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启龙 李延禄 吴亮平 卓雄 陈伯村 王新三 徐少甫 |
1979-09-04 00:00 |
共产主义者的楷模——回忆在合江工作时期的张闻天同志
第3版()
专栏：
共产主义者的楷模
——回忆在合江工作时期的张闻天同志
张启龙 李延禄 吴亮平 卓雄 陈伯村 王新三 徐少甫
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张闻天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三年了。我们这些曾经在他领导下，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对于他的不幸逝世怀着深切的悲愤和哀思。我们敬仰他在中国革命的成败关头，在遵义会议和长征路上的重大贡献；我们敬佩他不屈不挠地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高尚气节，以及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仍然勤勤恳恳地坚持为党工作的优秀品质；我们缅怀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的光辉业绩。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闻天同志受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满分局的委派，主持合江省委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大战略指示。在前线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及合江地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下，从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八年夏，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的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以本省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解放战争，并在武装斗争、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政权建设、党的工作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曾多次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东北局、北满分局的肯定评价和赞扬。闻天同志的巨大才能，崇高品德，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注重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闻天同志在合江工作期间一贯遵循的马列主义原则。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党历史上吃过教条主义的大苦头，那时不是从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入手，制订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而是拿马列主义的条文来套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跌了跤子；延安整风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了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所以必须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闻天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去佳木斯赴任途中，由于土匪骚扰，交通受阻，滞留宁安。他就利用这个停留的时间，和傅振声等同志一起搞了社会调查，详细了解了日伪统治十四年之久的城乡政治、经济情况，以及日伪投降后的阶级动向。这使他初步掌握了当时北满地区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到佳木斯以后，他又立即和先期到达那里的同志一起，认真研究分析了全省形势，认识到，我们虽然依靠关内来的干部和当地抗联干部，从上到下进行了接收，各级政权都带上了“红帽子”；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发动群众，土匪、汉奸、恶霸等反动势力还未受到应有的打击，有的甚至在我们政权中窃据要职，暗地支持和策划叛乱，等待国民党反动派接收。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也趁机扩展达万余人，气势甚为猖狂，正如后来小说《林海雪原》所描写的那样。他们占据了一部分县城，占据了广大乡村，使我们处在他们包围之中。特别是当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大中城市以后，土匪和日伪残余势力更加嚣张，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和危险。原省工委有个别同志曾幻想通过同国民党谈判取得和平。闻天同志尖锐地批评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当时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最大障碍是土匪、汉奸和恶霸地主势力。所以，必须首先开展剿匪和镇反斗争。在闻天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各级政权中分批清除了日伪残余，并坚决镇压了一批民愤很大、罪恶昭彰的汉奸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同时，在军事上集中力量清剿土匪。合江地区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为头子的几大股惯匪，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非常狡猾，经常出没于广大农村和深山老林，残害我干部，捣毁我县、区政权。为对付这样的敌人，闻天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剿匪斗争。他坚决支持省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同志对土匪采取穷追猛打的方针，依靠三五九旅的一部分主力和军区武装部队，再加上鹤岗等地工人和各地农民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的地方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在当地群众密切配合下，分别对谢文东、李华堂和张雨新等匪部展开清剿斗争。我军广大指战员，在茫茫林海，冒着严寒酷暑，不顾疲劳，不惜伤亡，连续作战，咬住敌人不放，追剿到底。在我军的凌厉攻势下，这几股顽匪陆续被歼。号称“国民党北满先遣军总司令”的谢文东，弹尽粮绝，狼狈逃窜到牡丹江边一个小山村的土地庙里，正在烧香求佛时，被我生擒。李华堂藏在桦南阎家岗的深山洞里，被我桦南县工人独立团活捉。张雨新也被击毙。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打开了新的局面，为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创造了先决条件。
为了正确指导土改斗争，闻天同志到桦川县二区会龙山村去蹲点，亲自搞了阶级情况调查，并要求全省每个工作团都分别搞一个村、一个区或一个县的阶级调查，还将这些调查材料编印成《农村阶级调查》一书，发给参加土改的同志。在这样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省委讨论，明确指示合江地区土改要分两步走：第一步，集中力量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打击地主阶级的当权派，除掉骑在人民头上的“南霸天”、“北霸天”一类的汉奸恶霸；第二步，广泛发动群众，向农村封建势力展开全面进攻，达到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目的。同时，在斗争中武装农民群众，建立起农村的革命政权，发展党的组织，把广大农村变成强大的革命根据地。按这个方针和步骤，全省用两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土改任务。
一九四八年春，全省土改基本结束。当时全国正处于战略决战前夕，为了进一步巩固合江根据地，更有力地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闻天同志根据情况发展，及时提出了结束土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将生产、支前作为两大中心环节来抓的主张。为此，在农村，广泛组织互助组，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并为全面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城市，从土改工作团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了工厂、矿山、铁路和林区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以反封建把头为重点的民主改革，使工业生产也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这样，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而且使全省城乡呈现出朝气蓬勃的革命和生产建设的景象。
在闻天同志一再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县以上领导机关几乎形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即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到基层搞社会调查或其它专题调查，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我们党的每项政策、措施都比较适合客观的情况，并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也是闻天同志在理论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因此，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工作扎实，成效显著。
闻天同志不仅具有高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还有无私无畏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崇高品德。这正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光辉所在。这个特点在闻天同志处理合江地区土改斗争中的几个重大政策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突出。首先是坚决顶住了“扫堂子”（注）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曾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有的地方刮起了“扫堂子”风。当时，合江地区有些干部也沉不住气了，责问省委为何不发动“扫堂子”，甚至怀疑、埋怨省委“右倾”。个别地区未经省委同意，也搞起了“扫堂子”，并要把这当作成功的经验来介绍推广。闻天同志坚决顶住了这一错误作法。他亲自带领干部考察了已经“扫堂子”的地区。事实证明，“扫堂子”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土改政策，极大地扰乱了农村阶级阵线，人为地造成了人民群众中间的分裂和对立。闻天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毅然决然地召开全省群众工作会议，就如何领会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怎样估价全省的土改工作和要不要搞“扫堂子”等中心议题，展开大辩论。经过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的深入讨论，终于统一了思想，最后经省委研究，肯定合江土改比较彻底，并正式决定全省结束土改，把党的工作重点立即转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实践证明，以闻天同志为首的合江省委的决定是非常适时和完全正确的。后来，东北局在总结全区土改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合江省委的上述做法。
在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问题上，也有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在这一论争中，闻天同志也显示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高贵品质。全国解放战争初期，合江是东北地区的战略后方之一，拥有较多的城镇、工矿林区和工商业。当农民发动起来平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的同时，他们还要求到城镇去挖浮财和平分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甚至要把兼营农林牧业的资本家、小业主也当作地主弄到农村去斗争。这就给正确贯彻执行城市工作政策造成了极大困难和压力。有些做城市工作的同志担心阻止农民进城，怕被说成包庇地主、资本家，犯“右倾”错误；而假如让农民进城，又会使城市工商业遭受严重破坏，不用说支援前线的军工生产任务难以完成，就连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闻天同志得悉这些情况后，立即召开城乡干部会议，反复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并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指示精神，明确指出：对城镇私营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政策，不能只顾农民群众眼前利益而损害城乡人民的长远利益。省委还就此问题规定了具体政策界限，严禁农民随便进城抓人、捕人和起浮财。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这是否会束缚群众手脚，替地主、富农、资本家说话，因此犯“丧失阶级立场”的错误？闻天同志风趣地回答说：“如果因为这件事犯错误受处分，将来总会有人给你甄别平反的。”后来，省委就城市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向党中央作了请示报告，中央批转了省委的报告，指出：“合江省委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一九四七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合江全省虽然没有搞“扫堂子”，但在“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和“搬石头，跳圈子”的影响下，部分地区也发生过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当时有的同志片面理解《土地法大纲》的精神，认为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就必然会侵犯一部分中农的利益。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农村打击面的现象。桦川县的一个区在传达土地会议精神后，一夜就平分了二十多户中农的财产，闻天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就连夜把这个区的负责同志找来汇报，研究措施，坚决制止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第二天又在《合江日报》上发表了《必须团结中农》的社论。他在一次会议上还严厉地指出：“共产党员如果侵犯了中农利益，就要受到党纪处分。”有的同志说这是“给积极分子和贫雇农泼凉水”“脚跟站歪了”，闻天同志听了就耐心作解释。他反复说明，只有认真团结中农，才能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削弱富农阶级，这也就是从根本上维护了贫雇农的利益。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是这样。当时东北地区知识分子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长期受到奴化教育，又受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有盲目“正统”观念，对我们党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不少人还在伪政权或其它经济、文化等机构中干过事。是把他们当作敌伪残余对待，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的成分看待，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闻天同志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以后，认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就可以把他们争取团结过来，为人民服务。以闻天同志为首的合江省委通过开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特别是通过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反奸清算和土改等实际斗争，团结和改造了大量知识分子。这些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绝大多数成了好的干部，他们同土改和其他政治、经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相结合，形成了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其中有不少人现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了。
闻天同志在合江工作期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这不仅因为他担负着省委书记职务，人们从组织上尊重他，信任他，服从他；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认真贯彻执行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使人们从思想上真正拥护他，钦佩他。他是我们可敬的师长，又是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闻天同志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作风民主。他曾经长时期担任过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职务，在中国革命成败关头的遵义会议和长征路上，坚决拥戴毛主席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为革命立了大功，曾被选任为党的总书记；以后一直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革命胜利作了巨大贡献，他在党的七大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闻天同志从不宣扬自己，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摆老资格，从不搞特殊化，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干部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有一次，闻天同志参加机关支部会，讨论一个同志入党问题，他没有耐心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就忙着插断了人家的话，这引起发言人的不满。对此，他当场就专门作了检讨，说：“这从思想上看，还是以领导者自居。”事后他又多次以此为例，作了自我批评。他这种平等待人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大家深受感动和教育，至今记忆犹新。
尽管闻天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担负着省委主要领导职务，有很高的理论政策水平，但他不自以为是，不独断专行，不搞“一言堂”。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主动提到省委会上讨论，还定期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全省工作问题。每次会上他都启发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最后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定。前面提到的“扫堂子”问题就是个例子。闻天同志为了集思广益，审慎处理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经省委商量，决定召开全省群众工作会议，把赞成和反对“扫堂子”的意见都摆出来，让大家讨论。会上各种意见互相交锋，争论十分激烈，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决定不搞“扫堂子”。这次会议在合江工作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闻天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许多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闻天同志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这也是他受到大家尊重和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合江工作时期，不仅能够爱护和团结和他意见相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对于反对过他的，或者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如此。他知人善任，对干部用其所长，补其所短。原合江工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由于对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又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所以在开辟工作初期，犯了一些错误，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局面。闻天同志来后不是消极地批评指责他们，而是同他们一道分析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使这些同志很快地认识了错误，并表示愿意改正。闻天同志对他们的进步，不但热烈欢迎，还完全信任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使这些同志在实践中及时地改正了错误，并在以后合江根据地的建设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处理伤病员闹事问题上也是这样。一九四六年前后，驻佳木斯、鹤岗和富锦、鸡西等地的伤病员比较多。由于物质条件困难，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做得不够好，引起许多伤病员的不满，加之不少伤病员居功自傲，瞧不起地方干部，以致发生了聚众闹事，围攻省政府的事件。有人主张处分带头闹事的人，闻天同志则坚持采取说服教育方法。他不怕围攻，不怕挨打，亲自出面召集伤病员干部开会，既实事求是地检讨了地方工作上的缺点，又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这样做不仅使事件得到妥善解决，而且促使军政关系更加密切了。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们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普遍实行了低标准供给制，号召党员干部带头过艰苦生活，为国家节省开支。闻天同志身体力行，组织上给他配小汽车他不坐，规定让他吃小灶他也不吃，他的办公室只有十多平方米，陈设也十分简陋。他的穿着十分朴素。他常常步行下乡检查工作，一次到离佳木斯市较远的富锦县，是坐大卡车去的。可是，他做起工作来却不分昼夜，有时为了探讨一个问题或起草一份文件，往往通宵不眠，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弄得秘书不得不强制他休息。
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这也是闻天同志的一个突出长处。闻天同志理论造诣之深，也是他在工作上不受当时“左”和右的思想影响，执行政策稳妥，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他不管工作多忙，时间多紧，每天都要坚持读书学习；有时为了解决一个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要翻阅大量经典著作和资料。闻天同志说：“犯教条主义错误，并不是因为书读得多，而是因为学习态度和方法不对头，未能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懂理论怎么行呢！”他在向书本学习的同时，更重视向实践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说：“领导者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人民群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智慧才是无穷的。我要老老实实地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他每到一地，就向当地的干部和群众作调查；他每做一项工作，就千方百计地学习有关知识，很快成了内行。他是江苏人，在东北工作，群众不易听懂他的话，他就努力学习方言土语，尽量使自己的话讲得通俗易 懂。他还经常说：“我们不能老当‘万金油’式的干部，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闻天同志以自己勤奋、刻苦学习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注重调查研究，认真向实践学习的过程中，闻天同志非常重视发现和总结推广先进的典型经验，以指导全省工作。东北解放初期，党派遣了大批干部去合江所属的东安地区开展工作。这个地区的领导同志，由于思想明确，方针对头，方法得当，在清匪反霸，组织农村阶级队伍，平分土地，武装群众等方面，都创造了较好的经验。闻天同志及时发现并总结推广了这些经验，这对于打开当时的工作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土改初期，由于群众发动得不充分，不少地方出了“夹生饭”。当他参加桦川县土改工作汇报会，听到一位同志介绍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诉苦会，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改造假农会，煮熟了“夹生饭”，只用一百天就完成了一个村的土改工作任务的经验之后，就亲自帮助总结，向全省介绍和推广。土改后期，为了搞好建党工作，他又亲自总结了勃利县的公开建党经验，推动了全省城乡党的建设。转到大生产运动后，闻天同志为首的省委表扬了富锦县兴建的全省第一个大型排水工程——“富锦致富大壕”，号召全省学习他们的精神。他还树立了勃利县抢垦屯、桦南县王家屯、集贤县小明甲屯、桦川县四合屯等组织互助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典型；鸡西县平阳区兴办农村供销合作社，搞好农村商业工作的先进典型。这些各具特色的先进典型，影响和带动了全省工作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
闻天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鼓舞我们在新长征路上勇往直前、坚持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现在可以告慰于闻天同志的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进入了以实现四化为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也已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闻天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完全推倒，他长期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他曾经用汗水浇灌过的三江大地，正在建设成为国家的大商品粮基地和重要工业基地，将在四化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闻天同志生前所关切的我国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将会更加威武雄壮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面对这大好形势，闻天同志忠魂有知，亦当含笑九泉吧！
注：“扫堂子”，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东北土地改革后期，个别地区曾经出现的一种“左”的做法。当时在“充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为了更多地挖浮财，开始以村为单位“扫堂子”，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有时出动成千上万，以至十几万人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因而大大扩大了农村的打击面，使一些中农也被当作地主斗了，并引起基本群众间的分裂和对立。在当时东北局和北满分局的领导下，此种偏向很快便得到了纠正。 |
|